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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邱岳峰——文/邱必昌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余少华

干这一行,要么不干,要干要干出个名堂,干到。否则像篮球场上坐冷板凳的运动员,你会后悔一辈子。——邱岳峰

父亲邱岳峰去世已27个年头了。这期间时常会想起他,偶尔也会梦到他。但提笔写他还是第一次。

还没我的时候

那是1922年的5月10日。父亲出生在东北的呼伦贝尔(现属内蒙),故小名叫呼生。

我爷爷是福建省福州人,奶奶是俄国人,所以父亲算是个混血儿。

爷爷奶奶为了生计,带着幼时的父亲在北方一带如济南、天津、北京、沈阳等地四处奔波,谋事。每到一处,几乎都是投靠亲戚,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1936年,父亲十五岁,奶奶带着他到了祖籍福州,母子两人住在亲戚家,生活十分拮据。1940年春,父亲离开奶奶独自辗转上海、北京,两年后在天津找到了爷爷。在那动荡的年代,父亲的学业也在极不稳定中,跳跃地结束了。

父亲在“文革”的交代中曾这样写道:“离开了学校到天津,求学是根本谈不上了,连食宿都成问题。当时唯一的想法是找事做。做什么呢?半瓶墨水无一技之长。邻居的布景工人常带我去看戏,我在情急之下,鼓起勇气向他提出我要做他的徒弟,当布景工人。起初他以为读书人当布景工人是一个玩笑,经我述说我的要求后,他同意了。拿了一个棍子和绳子开始练习搭布景,并教我砸钉子。我苦练三天会了,于是他带我去见大亚剧团团长唐皓华,我正式成了一名布景工。当时看到演员在舞台上演出,可以以各身份出现,简直是一享受。何况演员在团内是受到尊敬的,于是我产生了要做演员的念头。又是一番苦练,暗暗地记场位,背台词,时常偷偷地模拟演员的表情……我终于当了演员。当时一古脑的心思都放在如何成为一个名演员的身上。演技呢,是从苦练中得来的。受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影响,我的天地是干戏。”

于是,父亲的演艺生涯一发不可收拾。八年间,父亲参加过近二十个演出团体。打过杂、演过戏、跑过龙套、扮过主角、干过导演、也当过团长……

1950年3月,经人介绍,父亲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片组。

我很小的时候

长宁路1250弄2支弄46号,我们家曾在那住过。那时我才四岁,对长宁路的那段日子没有什么记忆。惟独记得一天晚饭后,我贪吃父亲为母亲买的香蕉,吃完一根后吵着还要。父亲哄着说:“一根吧,吃多了会撑着,明天再吃。”我至今还能感觉到那芝麻香蕉的甜糯和那诱人的香味。才四岁的我,怎能抵挡这般诱惑,于是又吵又闹。母亲一旁说:“算了,孩子要吃让他吃吧。”父亲一气之下说:“好!那你吃!看你能吃多少。”我忘了那晚吃了多少,但我知道小肚子很胀,胀到几乎不能随意弯腰、喘气。刚抹完小嘴,父亲狠狠地一把把我抱下楼,拽出门外,在一个很空的大院子里朝着屁股一通打。我又哭又叫,没用。很晚了,没有路人,更没有劝说的,直到母亲追出来才算了结。

多年后,和母亲说笑时谈及此事,我问:“为何非要把我拖到大院打我?”母亲说:“你父亲怕你的哭叫声影响到小楼上下邻居的休息。”对呀,父亲一向很替别人着想,而我却因为这,多挨了几巴掌。

我小时候,春天

1953年,我们搬进了南昌路550弄的丙弄10号,那会儿叫钱家塘。这块地方后来成了全国闻名的襄阳,我们家在那儿住了二三十年,直到动迁。

那时我和二弟还小,都还在上小学。母亲时常抱着妹妹或最小的弟弟去车站接下班回来的父亲。一旦家务脱不了身,让我和二弟去接。

父亲每天乘45路公共汽车上下班。车站在靠近汾阳路的淮海中路上,离家不远,但要过两条马路。

我和二弟总是靠在音乐学院的篱笆墙边,手上摆弄着纸折的船或是别的什么玩具,等着墨绿色的45路车,等着“阿爸”。

曾有许多次,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父亲,自己对自己说:“再等三辆,不来回去了。”三辆过后,仍未见父亲。“再等……再等两辆回去了……再等一辆……”其实很少有自说自话回去了的时候,总要看到父亲下车才心甘。

我们叫了他一声“阿爸”。父亲边下车边应声,问:“姆妈呢?”“在烧饭。”

过马路了,父亲握着我们的手,看看两边的车辆,然后搀着我们过去。

过了一条汾阳路,又过了一条襄阳路,进了弄堂,踏着“弹格路”,穿过“过街楼”,进了家门,我们才松手。

我们都成人之后,谈及为何幼时几乎抢着接阿爸,说出来也许不信,答案是都想握握阿爸的手,那双漂亮、厚实又温暖的手。

父亲的手长得漂亮,修长、整洁、干净。我曾仔细观察过,父亲在洗脸的同时,常常会用一把软毛板刷刷洗指甲的缝隙,哪怕是劳动改造的那些年。

1980年3月30日。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四个都在他的病床边,看着他安详又似乎熟睡着的脸。怎么也不信他会此离开我们。

医工上前替父亲整理着,要用白布把他裹起来,我们才意识到阿爸真要走了。我们几个相继凑近父亲,再一次握着他的手,已经凉了的手。

长大了,夏夜

1962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全国的技术学校裁减三分之二的学生。我读的上海汽车运输学校也不例外,得解散三分之二的学生。学校给学生两个选择:一、直接分配到工矿企业参加工作;二、转到普通中学继续学业。全校解散的一二百人全都同意进工厂,只有我一个想转学。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因为和同学玩耍,我很晚才到家。轻手轻脚地上楼,推开门,母亲和弟弟妹妹都睡了,父亲在一角的小台灯下看着书,等我回来谈这事。

我坐在饭桌边的方凳上,父亲坐我对面稍侧一点。没开大灯,挨得很紧,怕吵醒家人,说话也是轻声轻语。

“听你妈说你想转学,不想去工厂,怎么想的?为什么?”父亲问。

受父母的影响,我从小喜欢文艺,喜欢表演。从六岁开始,父亲时常带我去他的厂里配动画片和译制片中的小孩。上学后,班级上,学校里,凡是跟文艺表演有关的事,基本少不了我,我自以为长大能当个演员。

“我……我想……”父亲似乎很认真,那年我才十四岁,把我当个小大人,我有点不好意思:“我想念书,长大当个演员……”我吱吱唔唔地说道。

有好一会儿,父亲没说话。

借着暗暗的灯光,我偷偷看了他一眼,发现他也在看着我。

现在回想起来,他一定是在寻找恰当的口吻来说服我。他在替他儿子作一个人生中重大的决定。

“不错,”父亲说:“人是要有理想,生活才有意义。……你想当演员我并不反对。可你知道吧,干这一行,要么不干,要干要干出个名堂,干到。否则像篮球场上坐冷板凳的运动员,你会后悔一辈子。我在舞台上‘混’了这么多年,在译制片厂也干了十来年,不算,但还是有一些人知道‘邱岳峰’这三个字,我也还在努力。你想干演员,也可以,但你不一定能干得好,因为你脑子里缺了那根‘弦儿’。”

对啊,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天才加勤奋加机遇吗?而所谓“天才”是我父亲说的那根“弦儿”。

“进厂,当一个工人。”父亲终于说出了他替我作出的决定。

“我们祖上没有一代当过工人,你是第一个!”

那个年代,大家都会以家里能有个工人阶级为荣。而父亲那时还有帽子在身,恐怕更觉得当工人不会像他那样——这层意思是很多年后,我一个人琢磨出来的,当时并没有想到,只是觉得他有点傻。

“想要读书有夜校,照样念大学。想演戏,业余时间,完全可以。”

那天父亲和我谈到凌晨两点。第一次谈到这么晚。第一次谈了那么长时间。第一次谈得那么认真,像一个成年人和另一个成年人。

“你要踏入社会了,跟上学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会遇到很多事,更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千万记住,没有过不去的河!不管遇到什么难处。咬咬牙一定能挺过去。”

直到今天,我的手机的屏幕上还设置着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河”。

冬天

那是个人人都不务正业的年代。父亲也不例外,不配音了(没电影可配)。于是乎劳动、扫地、干木匠活、背红宝书。

父亲在我们几个孩子眼里很聪明。家里的五斗橱、茶几、小沙发、靠背椅,都是他亲手做的。从设计图纸、锯、刨、拼、装、油漆,直到完成,都是他利用“不务正业”的业余时间做的。可惜这些东西在动迁时都丢弃了,现在想想很是可惜。

具体哪一年,忘了,反正是那个年代。

父亲在厂里劳动,下着雨,一不小心,他从湿滑的楼梯上摔了下来,摔断了一条腿。那段日子虽说他腿上绑着石膏不能动弹,但家人倒也庆幸,这样父亲可以不用去厂里接受改造了,能每天在家看书、看报、听广播,和探望他的学生谈天说地。

好景不长。

一天晚饭后,母亲在床上为父亲织着毛背心。我们几个孩子围在父亲身边,听他讲鬼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父亲很会讲故事,他不仅是说,还稍带表情演着故事中的人物。也许是太入神了,也许是被吓着了,我和弟弟妹妹们听得一动也不动。母亲时不时地抬头看看父亲,看看我们几个。

“突然,”父亲说,“有一个影子划过墙头……”

“邱岳峰!”

我们都听到了,楼下有人在喊。

“邱岳峰!”这一声更响,带着命令,带着训斥。

父亲赶紧朝我努努嘴说:“快去看看,什么事?”我拉开房门,走下几格楼梯,看见楼梯尽头有个人,不知道是谁。但肯定是造反派的,冲着我用很大的嗓门说:“邱岳峰,明天早晨八点,到厂里报到!”(这会儿,我真想骂他。你他妈的算老几!)

“砰!”楼下的门被重重地关上了。造反派走了。

我返身进屋,轻轻把门关上。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凝固了。昏暗中,谁也没动,也没发出声响,母亲手中的绒线针也停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隐约听到母亲的啜泣声,接着弟弟妹妹都哭了。

我看着父亲,父亲对母亲说:“别这样。”又看我红着眼睛不动,冲我说:“来,过来。”我慢慢地走过去,靠着他,一手摸着他腿上的石膏。父亲搂着我们说:“没事,没事,歇了那么多天,很久没去厂里了,去看看也好,别哭……”

直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第二天他瘸着腿在厂里是怎么过的,他从来不告诉我们他在厂里的那些日子。

我年轻时候

197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吃完饭,父亲让我洗洗脸,换一身干净的衣服,要带我出去。

“到啥地方去?”我问。

“去汤晓丹伯伯家。”父亲说。

母亲在一旁边收着桌上的碗筷边问:“去老汤那儿干吗?”

父亲说:“上影厂拍一部片子《傲蕾·一兰》,需要很多长相像外国人的演员。我演一个俄罗斯的神父已经定了,老汤想见见他看能演什么。”

汤伯伯住的地方离我们家很近,在我家弄堂边的高塔公寓里,没走几步能到。汤伯伯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看了我说:“不错,有点像(外国人),我看可以,明天去上影厂,让姚寿康再看看。”

姚寿康,这部片子负责找演员的副导。见到我,姚导给我出了个小品的题目,等我摆弄完了说:“好了,是你了。”

不久我随着摄制组去了东北依兰县出外景。第一次独自离家要几个月,出发当天没家人送我,走的时候居然让母亲发现我有些伤感,父亲说我没出息。

到外景地没多久,收到了父亲给我的一封信。

洁缨(我的小名):

一晃走了一个星期了,怎么样?还习惯吗?北国风光没有使你惊奇吗?其实,那里正是你和我出生的地方。也许你现在立足的地方离我出生的呼伦贝尔更近些。这也是件有趣的事。不久,你将看到真正的森林,真正的草原。要把这些新鲜的强烈的印象记在心里,记在画笔下。这是生活的知识。要在接触老乡的时候,虚心地向他(她)们讨教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事一物,他们的历史,传统,故事,他们的风土人情……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生活的机会。不好好的利用,嘻嘻哈哈地混过去,对一个人有限的生命来说,未免可惜。而且是追悔莫及的事。望你能好生体会。

听说你走的那天还流过眼泪,没出息。我在比你还年轻的时候——十九岁,光棍一个,带着唯一的一件财产——一把牙刷走南闯北了。那个世道,能伸手来扶你一把的人不多,全靠自己呀!也许,你觉得我和妈妈都没回来送你,委曲了?妈妈以为你是在做一次愉快的旅行,而我只知道你是晚上走,回家才知道不是晚上,是六点开车。如果是为的这个,那么,现在算作解释吧!

胶片要来了两卷21定的,如果有人到长影,把我附的信带给他,也许还能给你小补充一下。注意身体,不要无谓地嬉笑荒废了光阴,多做些有益的事。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向你索取的标准愈多,不努力会被淘汰!祝健康!

爸爸 78.6.6

父亲写给家人的信件,保留下来的很少。惟独这封信我一直留着,可以说是很好地珍藏着。

这封信,我读过许多许多遍。每看一遍,觉得父亲还健在,坐在我对面,靠得很近,用我听惯了的嗓音说着:“……注意身体,不要无谓嬉笑荒废了光阴……不努力会被淘汰!”其中可能还夹杂着一两句“洋泾浜”上海话。

我年长的时候,墓地

父亲去世后第十年,我们把他下葬在苏州太湖边的一个公墓里,每年母亲和家人都要去一二次,但总还是觉得太远,不方便。于是想着把墓迁到上海。

几年前,听说译制片厂老厂长陈叙一伯伯葬在奉贤临海的一个墓地,我地驱车前往去看了看。

其实我和陈伯伯也很熟,小时候去译制片厂配音,经常见到他。父亲也曾带我去陈伯伯家中玩过。我至今还记得他背着手走路的样子。

我站在陈伯伯的墓碑前,突然想起父亲曾不止一次在家中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陈叙一,没有我邱岳峰!”说得那么肯定,那么坚决。

当年,父亲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还落个留厂察看的处分。

父亲萌生了离开译制片厂的念头。可陈叙一伯伯从未歧视过他。接下来的日子,只要陈伯伯认为适合父亲戏路子的角色,甚至是主要角色,都会顶着压力交给父亲来配……由此,让父亲感到在译制片这个行当里有他的一席之地,也留了下来。这一留是二十多年。

当下我决定,这儿。我要把父亲的墓迁至陈叙一伯伯的墓边,我想他们俩一定会很高兴。

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家的小屋住七口人,很挤。如今想让父母在天之灵住得好点,宽敞点。于是,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咬咬牙买下了陈叙一伯伯墓旁的一块地。墓地很贵,贵得离谱,折合成平方算比我现在住的房子还要贵上好几倍!罢了,算是我们小辈对他们的一片孝心吧。

父亲的墓碑,好友陈丹青在帮着设计,耗费了他很多心思,我有点过意不去。

“墓碑上要不要碑文?”我问。

“不要”,丹青说:“什么都不用写,邱岳峰三个字,够了。”a

原来老人家还受过这样的冤屈,好容易熬出头,邱老该多享享福的,说起来太遗憾了。幸好留下作品让我等后辈领略他老人家的精彩人生,我们后辈该多多努力,以老人家为榜样,做好分内之事,经历磨难也别忘记初衷。

最欣赏邱老师“不要无谓地嬉笑荒废了光阴,多做些有益的事。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向你索取的标准愈多,不努力会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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