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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撒切尔夫人的遗产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宋玉红

格林尼治时间4月8日清晨,由于长期身患多疾病,前英国首相、 “铁娘子”玛格丽·希尔达·撒切尔去世,享年87岁。

恐怕没有任何一位当代英国女性,能像撒切尔夫人那样,集万千爱恨、是非、荣耀和耻辱于一身:

2002年,BBC投票选举“百名最伟大的英国人”,撒切尔夫人在总排名中列第16,在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军政名人中列第7,在当时健在的英国人中更高居第1。与之相比,开创“日不落帝国”盛世的维多利亚女王屈居第18,现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更排到第24位。

但仅隔一年,channel4电视台评选“最令人痛恨的100名英国人”,她却又高居第2。她的母校牛津大学有个传统,给每个荣任首相而又退休的校友授予荣誉学位,惟独撒切尔夫人一无所获。去年,叙利亚富翁瓦菲克·赛德出巨资向牛津大学捐赠教学楼,希望命名为“撒切尔楼”,竟遭到半数牛津人的反对。

2013年刚过去1/3,却俨然是个多事的年份,对英国而言同样如此:不到一个月前,“英属福克兰群岛”(即阿根廷所称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刚刚举行了一次一边倒的归属公投,让人们再次回想起1982年那场持续一个半月、导致数百人死亡的“英帝国最后一战”;塞浦路斯突如其来的储蓄危机,再度唤醒人们对欧债危机的担忧,和对英国金融前景、英国与欧元区关系的纠葛;香港“奶粉限购”等事件引发的各话题,又令不同立场的中国人和英国人,重提尘封已久的香港回归话题。

这几个话题,是中国人最关注的“涉英”话题,而这些又偏偏无一例外,和撒切尔这个名字密不可分。

1979年5月4日,首次当选首相的撒切尔夫人(中)和丈夫丹尼斯(左二)抵达伦敦唐宁街10号

马岛之战:国人所欲而不敢为

许多人都对英国人的自豪感印象深刻。漫长的海上霸主地位、工业革命的先驱、 “日不落帝国”的光辉,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英国人,不要忘记一个“老大帝国”昔日的尊严。

这样一个民族,当然不愿丧失任何一块“光辉的碎片”。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在印巴分治时哀叹“英国丧失了王冠上最璀璨的钻石”,才会在把孤悬海外的迭戈加西亚岛租借给美国时,宁可免掉租金,也要象征性地保持宗主权。

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当然绝不肯放弃自1592年便宣称由自己首先发现、自1833年1月2日便不间断占领并统治的“福克兰群岛”。从这个意义上讲,当1982年4月22日,阿根廷加尔铁里军政府发动突然袭击,一举占领马岛时,英国公众的内心情绪可谓“一边倒”。他们希望英国皇家海军拿出昔日的赫赫威势,狠狠教训不知深浅的阿根廷人,夺回“理应属于英国”的“失地”。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支持任何一个能带领英国军队打败阿根廷的领导人。

问题在于,1982年的英国海空军,已不是当年威震四海的那支劲旅了:由于战后国力衰退,加上几届工党内阁“自废武功”,曾是航空工业先驱的英国,已无力单独研发、生产的战机;曾经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皇家海军,最后一艘正规航母“皇家方舟”号“英年早逝”,在开战前不久被大卸八块,成了一堆废铁,只剩几艘垂直起降的小型航母,巡洋舰、驱逐舰和护卫舰也一再削减;当时的一线——42型驱逐舰竟有几艘给了阿根廷海军;甚至,如果阿根廷人晚动手半年,英国仅剩的几艘大型登陆舰,也很可能挂上敌人的海军旗。

马岛和英国本土相距1.3万公里,和阿根廷本土却只相距500公里。殖民体系早已瓦解的英国,已无法再如以往那样,凭借无所不在的殖民地从容调兵遣将,离前线最近的落脚点——阿森松岛,距马岛也有5600公里之遥。阿根廷虽与邻国不睦,但在“泛拉美主义”情绪的影响下,除了智利,英国在马岛问题上几乎找不到什么拉美同情者。连最可靠的朋友——美国也一度态度暧昧,因为阿根廷和英国在当时都是美国的盟友。

可以说,对于英国人而言,马岛之战是谁都想打、谁都不敢打的一仗。想打,是因为“帝国尊严”;不敢打,是因为没有把握。然而,撒切尔夫人不但打了,而且打赢了。

在阿根廷夺岛后,她立即作出强硬反应,组建战时内阁,启动战争动员机制,孤注一掷地将有限的海军兵力组成混舰队,发起了万里远征。当美国一度态度犹豫暧昧时,一贯奉行亲美路线的撒切尔却毫不妥协,最终迫使美国明确站到英国一边。她还用同样的坚定态度争取到西欧各国的支持。

在她的有效调度下,短短几天内,邮轮、货船被改装成运兵船、飞机运输舰。兵力捉襟见肘的英国皇家海军很快组织起一支精悍的远征力量,在阿根廷人尚未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打响了战争。曾试图在英阿间调停的美国,最终不但向阿根廷发出警告,还为英国人提供了诸多军事方便。曾向阿根廷供应“飞鱼”导弹的法国,供应坦克和潜艇的西德,都向英国提供了出口阿根廷武器的参数。前者还在英国混舰队经过法国沿海时,派出和阿根廷空军相似的战机,和英军进行协同军演。

战争的胜负不仅在于千里之外的战场,更在于帷幄之中的妙算。并非行伍出身、又是英国有史以来首位女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在政治、外交博弈和军事决心等方面处处果断,步步占先,为英国在天时、地利和先机均已丧失的情况下打赢这场万里之外的“尊严之战”提供了坚实保证。而她的战时内阁机构精简、决策果断、指挥系统层次简单,赋予一线指挥官充分自主权,更让总兵力居于劣势、也并无明显优势的远征军战斗力得到充分发挥。

战争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结束。英国付出了255名士兵、3名岛上居民死亡的代价,但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场胜利对英国的尊严、民心、士气都是极大的提振,也让撒切尔夫人的支持率达到空前高峰,帮助她获得一年后大选的胜利。

如果没有撒切尔夫人的决心、勇气和领导能力,如果没有马岛之战的胜利,英国恐怕还会沿着二战后的军事萎缩之路继续下滑,无法如今天这样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大国体面。直至今天,对撒切尔夫人爱恨交加的英国人,惟独在这一问题上仍然高度一致,对她给予极其正面的评价。

但另一方面,马岛之战的胜利,也给了撒切尔夫人以“只要用强则无所不能”的自信。

她在北爱尔兰问题上的固执己见,令本应早日到来的北爱和平进程大大拖延。她在中东、巴尔干诸热点问题上的积极干预立场,也让英国一次又一次陷入“是非之战”,并将苦果留给后任们。即便是马岛,如今战争已结束31年,但主权之争仍在,阿根廷甚至在国际上获得了比昔日更多的同情。煞费苦心的公投,如愿以偿地获得了98.8%投票者“选择留在英国”的结果,却并未获得其他国家的喝彩。

从这个意义上讲,撒切尔夫人的这份最丰厚政治遗产的实际价值仍需掂量。

撒切尔夫人依靠自己的铁腕,扭转了英国军力萎缩的势头,但扭得一时却扭不得一世。

在她去世前夕,英国接连传出军力收缩的消息:马岛之战的明星——鹞式飞机退役,生产线拆除。垂直起降航母全部退役,新航母服役推迟,舰载机“难产”。空军编制一再萎缩。二战中威风凛凛的“沙漠之鼠”第七装甲旅也成了没有坦克的步兵旅。

时势比人强,撒切尔的政治遗产再丰厚,也难以持久抗拒新陈代谢的历史规律。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立场

1983年1月10日,撒切尔夫人在马岛看望士兵

“撒切尔主义”:国人所不欲而力为之

如果说,收复马岛是国人皆所欲而不敢为的一件事,那么,她在经济、社会福利和税收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即所谓“撒切尔主义”),是众多国人所不欲,而她力排众议,坚持推进的。

战后西欧长期受福利社会和民主社会主义影响,大政府、高福利、高税收成为“政治正确”的代名词。大型经济部门的公营化成为常态。工会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力量,并常常通过罢工令社会瘫痪。

这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平等,减少了社会矛盾和贫富差距,却也造成政府开支浩大,生产效率低下。而殖民体系崩溃、传统产业优势不复的英国,则成为这“福利主义”的重灾区,被称为“欧洲病夫”,被预言为“即将率先破产的工业化国家”。

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扭转了英国这战后传统政治风向,重新树立了自由经济和小政府、低税收理念的权威性。

自1979年起,她采用调低直接税、调高增值税的办法,彻底改变了英国当代税收体系。在执政期间,她逐步将多达66家大型国企私有化,把数以百万计的国企员工变为私企雇员,让公共部门减少了一半。她通过将国有企业股份给员工,成功赢得其对私有化进程的支持。

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在1984-1985年以毫不妥协的姿态对抗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她成功削弱了工会的政治影响力。在她上台前的1978年,58.9%的英国劳动者是工会成员,在她执政10年后降至46.5%。工会动辄用罢工手段瘫痪整个国家并以此要挟政府的时代从此一去不返。

尽管“撒切尔主义”在经济上属于货币学派信徒,主张高利率、低通胀,和同期美国总统里根等所信奉的“学派”经济理论在许多思路上是相反的,但经济上主张自由主义、政治上主张新保守主义的脉络却是一致的。他们在经济、政治上所获得的成功,让二战后一度灰头土脸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重新成为主流思潮,并为冷战后的“化”时代奠定了基础。其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且远远超出英国一国范畴。

虽然“撒切尔主义”让英国人付出包括福利、平等方面的诸多代价,却成功扭转了“欧洲病夫”的下滑轨迹。一度高达18%的通胀率回落至个位数,因制造业萎缩而萎靡不振的英国经济,也因成功转型为以第三产业为主而脱胎换骨。如今的英国,金融中心的光环犹在,“创意产业中心”的名声鹊起。对此,撒切尔夫人的政治遗产功不可没。

撒切尔夫人是谨慎的:她坚决反对“大福利”,却从未真正触及福利国家的两大支柱——全民医保和全民社保;她一直主张国企私有化,但在第一任期却小心翼翼地从不起眼的国营货运公司做起,获得成功并在1983年顺利连任后,才大刀阔斧地对诸如BAE、英国天然气公司、英国电信、捷豹、英航、劳斯莱斯、BP、英国钢铁公司、罗孚等大名鼎鼎的企业动手。

但更多时候她却是一意孤行的。她曾说“民意算什么”,对前首相麦克米伦“崽爷田”的指责嗤之以鼻,面对364名经济学家要求改弦更张的联名信无动于衷,面对保守党内的意见分歧不为所动。

中国古代改革家商鞅曾说,改革最大的困难,是和人情相悖,因为人之天性,总是习惯于安逸,不舍得牺牲个人的、眼前的利益。“撒切尔主义”受到如此强烈的反对,奥妙也在于此。

为了减少政府开支,她力推私有化和“小政府”,不断削减福利。这在减轻政府负担、从宏观上确保基本福利制度正常运转的同时,却造成失业率居高不下、教育经费和贫困补贴不断降低;她取消学生免费牛奶、在第三任期后强令领取失业救济者接受业培训等做法,更引发公众大哗;在既要确保通胀率下降、又不动用行政干预经济的理论指导下,她一度将英国利率提高到15%的高位,结果造成其最忠实的支持者——中产阶级、企业家和商界人士倒戈相向;当经济危机再度来袭之际,她一意孤行推行用“人头税”代替原先以财产为基础征收的地方税,更令保守党内发生分裂,并最终导致自己下台。

金融危机的深化,让公众对她政治遗产的争议再度凸显。

支持者认为:没有她力排众议坚持改革,“欧洲病夫”不必等到此轮欧债爆发便早已破产,如今的金融中心、创意之都都不可能存在。欧元区出现的弊端,让“撒切尔主义”的“欧洲怀疑论”观点得到充分验证。昔日反对她的人士或许该庆幸,幸亏她力排众议,让英镑留在欧元区外。否则,今天的英国,恐未必不会和意大利、西班牙同命。

但反对者却指出:正是“撒切尔主义”的“劫贫济富”,导致英国贫富悬殊加大,其卸任时的失业率和上任之初几乎一样。老工业城市的没落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大城市中的贫富分化和隔阂,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已成为一次次社会骚乱的根源。正是“撒切尔主义”对自由经济的过度推崇,和对政府调控的片面排斥,导致英国放松了对金融的监管,从而令其在“次贷”风波中损失惨重。

随着欧洲经济衰退的深化,一度被判死刑的西欧左翼运动重新振作,在法国、意大利等国都再度崛起,一度因撒切尔-里根的成功而成为“正统理念”的经济自由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在欧洲和范围内再度成为被普遍质疑的对象。甚至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悄然采取了许多经济干预措施和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在英国本土,反对继续削减社会福利、要求社会平等的声浪再度高涨。几乎在后半个“撒切尔时代”销声匿迹的工潮也死灰复燃。

此时,撒切尔夫人却悄然离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的记忆力大幅衰退。这或许会让其晚年多一些平静,少一些烦恼。

英国皇室的御用画家理查德·斯通所作的撒切尔夫人画像挂在唐宁街10号内

归还香港:不欲又如何

在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涯中,有一些事是她本人和许多英国人都不欲、却又无可奈何的,例如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

在漫长的中英香港问题谈判阶段,撒切尔政府始终步步为营,不肯轻易让步。1982年9月访华时,撒切尔夫人更坚持要求中方承认《中英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和《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合法性,并在香港举行记者会,公然告诫中国领导人“任何国家都应尊重国际条约,否则任何谈判无法进行”。

然而,仅隔两年零3个月,“永不妥协”的撒切尔夫人妥协了。1984年12月19日,她在北京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在推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和“50年不变”的前提下,将整个香港、而非仅仅新界在1997年7月1日交还中国。

在整个谈判期间,撒切尔夫人的坚持,是典型“大英帝国”式的(即强调“条约的合法性”),强调英国统治的“天然合理”,并试图迫使对方承认自己的逻辑。然而,世易时移,“三个条约”当初并非中国所乐意接受,而是英国通过武力强加的。当武力和强势不复存在,强加的条约只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窄窄的深圳河不是马岛和南美大陆间风波不测的南大西洋,庞大的中国军事机器也并非阿根廷军队所能比拟。香港的命运,实际上在1949年的扬子江中、“紫石英”事件的隆隆炮火下已注定。丘吉尔、艾德礼做不到的事,又怎能强求于“铁娘子”?

一些人质疑撒切尔夫人未能早早将“港人自决”、“民主政治”引入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导致“极大遗憾”。事实上,在整个港英殖民期间,“港人自决”和“民主政治”始终被历届英国政府置之度外。而在中英谈判期间,乃至联合声明签署后,又何尝没有诸如“三角凳”之类论点抛出?

英国昔日得到香港,系得之于北京,而非得之于港人。此刻失去香港,同样系失之于北京,而非失之于港人。未能早日照顾到港人的自决和民主权利,是历届英国政府之失,专责撒切尔夫人一人并不公平。而且不论是否顾及这些,都不会对香港的回归构成本质影响。

英国人至今仍怀恋日不落帝国的荣光,而撒切尔夫人更是英国大国体面的坚定捍卫者。让“东方之珠”完璧归赵,于他们而言固所不欲,但大势如此,不欲又如何?

在这样的形势下,审时度势,通过中方的“三项承诺”和将主权移交推至新界租期到期的那一天,让港英当局能在《威风堂堂进行曲》的军乐声中体面谢幕,已体现了“铁娘子”的外交能力。

逝者已矣,荣辱毁誉,各人心中都有一本账。但不论对撒切尔夫人的功过如何看待,都不能不认同她的昔日政敌托尼·布莱尔的一句话:她是英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政治领袖,不仅改变了国内政坛的面貌,也改变了世界政治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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