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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为何诞生了狱霸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苏旭

张高平与张辉出狱了,这是他们的幸与不幸。他们在监狱里度过漫长的十年,当时定罪仅凭被告人供述和狱友袁连芳指证,而张辉的认罪书,还是在袁威逼下写的。如若不是发现袁连芳竟成了另一案的证人,也许冤屈还将继续统治他们的命运。

监狱作为一个改造教育犯人的场所,为何诞生了袁这样的人物?我的报道对象齐红(见本刊报道《齐红为朋友拆窃听器》),曾有过15年牢狱经历,他后来升为所在监区犯人自治的管理层。下面是他的自述,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监狱文化的某个侧面。

1991年,在看守所呆了两年后,我开始监狱生涯。那里所有人争夺的只有一项利益,那是千方百计多挣分。分决定了减刑,决定着你能不能早点回家。分靠什么得来的呢?除了无止境的劳动,你必须检举别人、互相监督、表现自己,必须对法院所有的判定无条件服从。

在监狱,每个人都有一个联号。24小时生活、生产的任何时间内,两个人必须在一起,包括上厕所,睡觉。互为对方的影子。当他们关系变好,两人会受到挑拨。

有时,我们会被告知,联号揭发了自己的情况,或者联号当中的某一个会得到惩罚,之后你会得到暗示,联号举报了你。这样你和影子之间总是紧张的,互相仇视的、互相监督的。

而要检举一个人是很容易的。因为一个人对监狱制定的规章制度能够不违反,这个人是行尸走肉、是一部机器。

我由于不认罪,于是被揭发被批斗。有时还对骂对打,这免不了一顿电棍伺候。伴随着反抗经验的丰富,周围的影子也升级为眼线、密探,都是登记在案的。为了保持相互揭发风气,监狱还成立了六人联保小组——六人互相监督,睡觉时都排着睡,干什么都在一起。

我在监狱呆到第七八个年头的时候,他们看到打压无效反而帮我树立起威信,于是改变策略,让我担任学习管理员。我写各发表在报纸上,竟也开始挣分减刑了。后来,监狱管理人员叫我帮忙写文件,慢慢地,大家都来叫我帮忙,从入党申请书到述职报告到年终总结到监狱长的论文,都是我一手包办。

后来,我又升为监区犯人自治第一把手。多年以来,我积攒了不可挑战的威望。我对狱警也有利用价值,他们需要我,又痛恨我。经常把我打了一顿之后又开始让我写论文。也有人想把我拖入泥潭,把那些检举别人的事赖在我头上,想让别人误解,从而形成联盟来对付我。他们可以为了把管理者拿下筹划半年的时间——找哪个队长告,哪个队长的点是什么,都暗中分析,一般来说最终这个人都会被撤掉。

当时我把整我的人抓起来一顿打,因此我挨了电棍处理。不过我很清楚,要当机立断不要怕受处罚。怕受一次处罚,意味着你一段时间都处于危险中。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犯人知道整我是没用的,也要让队长们知道我不怕处罚。久而久之没人敢整你。

我被逮捕的时候30岁,当时我单纯,书生意气,15年牢狱让我看到太多的罪恶和黑暗。它不是改造人的地方,而是培养犯罪的学校。2004年,一同从监狱出来的人跟着我,高呼要成立黑社会,我让他们回家。看到街上行人冷漠而麻木的表情,我忍不住想,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奋斗的结局么?(林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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