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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足玫瑰“串串香”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尹明

11张带电磁炉的桌子在客人到来前都预先摆上了“留位”牌。折叠小木桌在门口空地上撑开来,看起来更像是大排档。

季婷在一张张桌子下挨个放上垃圾桶,俯下身的时候抬眼四处张望,确保没有遗漏。孙凌正一手提一张小木桌往外走,她知道今晚又将是一场火爆。丁贝莉用牙齿撕开扯了一半的透明胶带,把地上不用的插座贴起来,防止绊倒客人。黄璐娜,这个门将此时在大门口进进出出,马路对面,她的烧烤店已经开始装修。

像任何一场赛前热身一样,4个曾经是球场上不同位置的女足球员,在火锅店晚市开张前的半小时,不紧不慢、各各位地忙活起来。

不过一个多月光景,已经告别了初开张时的手忙脚乱。每天都要备上十来张塑料凳子供等位的客人用,这完全出乎她们的意料,“我们的预想是第一个月不亏不错了。”

店堂里,红色墙面挂着她们各自的球衣,阁楼位置的球靴并不显眼,倒是为迎接世界杯到来的各国球队绶带扎在栏杆上,充满派对的喜气。隔着玻璃橱柜,各奖牌和奖杯曾经给她们带来过狂喜。

她们中的3个自去年11月退役后,仍忍不住常回想:“我在国家队那会……在国青队那会……”早她们8年退役的丁贝莉会在一边提醒:“已经过去了,往前看,不要回头。”

晚上6点过后,客人们纷至沓来,小店也开始忙碌起来 杨曦 摄

荣耀与伤痛

最不堪回首的是伤痛。“对运动员来说,伤病是最大的打击,会带来阴影。”每个运动员都有或轻或重的伤病经历,孙凌笑着提起这些时,店外阴雨淅沥,季婷脚上的伤痛也随着雨季降临。

1996年季婷第一次踢球受伤。因为年龄尚小,身体还在旺盛地成长,医生把骨头接上后,很快复位长好了。

第二次可不像第一次那样幸运。粉碎性骨折让她必须装上钢钉。“因为是第二次骨折,医生给我做了各方面的检查,发现我骨密度太低,所以骨头比正常人脆一点,才会频繁骨折。”

做手术的医生跟季婷父亲说:“这次位置断得不好,哪怕好了,足球肯定是踢不了了,过正常人的生活吧。”

刚进体校的季婷,文化科目的学习已经放弃了,更多时间在训练。做完手术,父母没有把不能踢球的消息告诉她,只是旁敲侧击地安慰:“踢球很辛苦,别踢了,好好读书吧。”

进体校并不容易,“一旦进去了肯定想好好踢,是想往专业发展,不像在区里面踢球,更多的是玩。普陀区的足球起步晚,初入学时我不如别人,但是踢了一段时间,差距开始缩小,我也刚刚有点信心。”季婷躲起来悄悄地哭。

男孩模样的季婷不时用双手拢起挡在眼前的短发,骄傲地说:“两次骨折手术我都没有哭过。”

手术后,季婷第一次做恢复训练,为唤醒萎缩的肌肉,她去踩自行车。“可能是用力过度,一下子把膝盖骨里横着的钉子,啪一下拉断了。”

再次手术,把断在骨头里的钢钉拿出来。医生惊诧了:“你挺牛逼的,这都能够拉断,你是要干嘛呢?”

季婷无辜地说:“我是正常地去练啊。”医生这才意识到她要踢球:“怎么还想踢啊?”

“先试试看吧,我都没试,总不能这么放弃了。”医生无奈:“可别再断了,到时候又该开刀了。”

这次手术之后,季婷没再回医院。直到2003年,进入一线成年队一年后,她带着腿上的钢钉入选国家队。2004年又带着钢钉参加雅典奥运会。

之前的主治医生在电视上看到季婷,打电话给她:“赶紧到我这来复查一下,我给你看看什么情况。”医生无法相信电视上的是她,问:“奥运会那是你吗?听见你的名字我都不敢相信,还以为上海女足又出了个季婷了!”

季婷贼兮兮地笑:“我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嘛!你不是说我不能踢了吗?”奥运会结束后,医生给她做检查:“还行!这么踢吧!”

取钢钉的时间是两年,“有段时间我是想回去拿出来的,但是每年都有比赛,一个接一个,基本上每年都全年无休。如果我去拿钢钉,又得休息一段时间,又得重新练起来,才能重新跟上。”

这样一拖四五年。医生似乎习惯了季婷的倔强:“那放在里面吧。等你不踢了再回来拿。”直到2009年,季婷才将膝盖骨里的钢钉取出来。一连串的手术在她的右腿上留下一道道蜈蚣样的疤痕。

前锋位置的季婷,两次骨折都是因为与守门员的冲撞所致。骨折后,再遇到守门员她会本能往后跳一下,“让一下,不会再硬着头皮去拼。”

加上膝关节做过关节修复手术,阴雨天里,所有的伤口都用疼痛提醒着她。要是恰逢比赛,上场之前,医生用按摩油把她的腿搓热,这样会稍稍舒服些,“但是不能停止跑动。冬天踢球是最可怜的,我这样的腿,一刻都不能停,始终要保持在动,只要稍微冷一下,再动起来,腿不听使唤了。”

守门员黄璐娜的伤主要在手指上,伸出双手,10个手指歪七倒八,自然厨房里的细致活儿也被伙伴们分担了。

壁柜里罗列着她们曾获得过的奖牌

输赢与退意

退役来临的那天,并非是第一次萌生退意时。集体的成功带来荣誉感的同时,失败也带来了沮丧乃至退意。

2004年雅典奥运会,是季婷第一次受到打击。0:8输给德国队后,女足一路下滑。

“那次大家觉得肯定会晋级的。但是没想到我们第一场打德国。开场15分钟我们压着德国打,一下子有点飘飘然了。德国女足也是世界冠军,她们试探15分钟之后开始啪啪啪啪连进球。之前过于自信,我们和教练都没有想过要防守。上半场被人家打个3:0,下半场仍没有跟我们说要防守,只是说,你们不要紧张,不要慌,结果下半场被人家打了5个。到最后,普林茨她们进球后,都觉得别不可思议,做出耸肩的手势,好像在说:这是中国队吗?”

季婷至今难以容忍那场“丢人”的比赛:“输球不怕,咱别丢人。”在紧接着的2005年全运会上,上海女足在冠军志在必得的情况下,罚点球输给了北京女足。“这又给了我一个打击。”

全运会结束后,国家队集结去打阿尔加夫杯,季婷第一次跟上海队教练说“我不想踢了”。

加上全运会之前,参加东亚四强赛,又是历史最差的第四名。“那两年把我对足球的激情,一下子给浇灭了。什么都看开了,觉得踢球没什么意思了。”

教练试图说服她:“你现在退肯定可惜。”最后决定给她无限期放假休息。在阿尔加夫杯之前,女足国家队又经历了换帅。季婷没有参加阿尔加夫杯,她选择留在上海。

大休过后的第二次想退役是2009年。“经历那么多后,感觉自己确实是成熟了,很多事情都看淡了。”唯独念着全运会冠军。“之前两次都是第三名,都是在半决赛输掉了。第一次输的时候还小,不懂,知道哭。第二次,已经看开了,流不了泪了。知道运动员生涯是这么残酷,不是赢是输。”

季婷再一次跟教练提出退役。教练同意了。这次退役后,季婷取出了腿上的钢钉。

“某个时刻,神迹般的逆转,这是足球的魅力,所有事情都不能够预计,也是这么多年踢球,又快乐又悲伤,反反复复,起起落落。”2009年退役后,季婷每个月拿着体育局给的两千多块钱基本工资,以养伤为主。

不久,马良行执教女足,又把刚退役的老队员喊回去。还在养伤的季婷接到电话时,犹豫说:我不想踢了。

马良行问:是因为伤病不想踢,还是因为个人原因。季婷说主要是伤病。马良行建议她先回球队恢复一下,“试试看,如果实在不行,不强求。”父亲心疼季婷,不让她归队。母亲则力主她回去。“当时回去最主要的想法是,希望退役前能拿个全运会冠军。”当然最终季婷也没能拿到这个冠军。在退役前的全运会上,上海女足遗憾地负于江苏女足。

孙雯是季婷别喜欢的教练。“她是一个别人性化的教练,因为她之前在美国大联盟踢过球,别想带中国足球像国外那样发展,不希望给我们太多压力,踢球是踢球,离开足球,爱干嘛干嘛,每个星期还能够回家一次。”但是这人性化管理很快被足协否定了。

小店墙上贴着女足姑娘们的美好记忆

迷惘期

退役后的季婷参加上海市体育局办的“百人计划”,可以通过一年的培训成为教练。但是否要继续从事与足球相关的工作,季婷自己也说不清。“踢球到现在,足球带给我什么?我看不到。让我去培养下面的运动员,除非体制改变,让我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们退役后,谁来管我们?如果足球体制不变,又是伤害下一代队员。即使确实有潜力,现在女足像孙雯那样的又有几个?大多数踢不出来的。”

孙凌和季婷一样艳羡国外的运动员,“从小培养兴趣,他们没有什么队伍,都是兼职,该上班的上班,该读书的读书,不是封闭的。只在大赛前几个星期一起吃住训练,不像我们天天生活在一起,压力没有这么大,只是重在参与。比赛输了,当时难过下,转身投入属于自己的生活,真的是重在参与,付出了,行了。”

4个“80后”女孩都是在懵懂的小学二三年级,受家中爱足球的父亲影响,参加少年队、成年队……也是在她们懵懂的年纪,中国女足“铿锵玫瑰”的荣耀一路高歌。

在进入专业队之后,她们发现“各个省市都要争冠军,领导的眼里只有金牌,只有第一名。拿不到金牌,难道把我们的4年全部都否定掉吗?这体制也促使我们不想再踢球了,踢到后面,我们几十年的青春付出全被否定了。既然否定了,我们凭什么再踢下去?”

退役后面临的问题是:“像我们这样的人,读书不行,除了从事和足球相关的行业,还能干什么?我们与社会是脱节的,将近20年的封闭训练,几乎没有接触过社会。”

都知道运动员退役后会有一个迷惘期,黄璐娜和孙凌的这个时期要简单许多。原先规律的训练生活被打破了。每天早上7点醒来,惯常地以为该训练了,换衣服洗漱完毕后发现:“哦,不用训练了。”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全身松懈下来,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不训练,那该干什么呢?”

这样的日子持续一两个星期后,黄璐娜的心里开始发慌了。打电话给队友约出来吃饭、喝咖啡、唱K。在和队友一起迷惘的过程中,孙凌说起了开火锅店,很快得到了响应。

孙凌的想法最初是跟丁贝莉倾诉的。她们俩家离得近,穿过一条街可以时常串门。此时的丁贝莉已经是一家儿童英语培训机构的校长了。虽然与孙凌同龄,却是球队里自我意识较早觉醒的:“我清楚,女孩踢球时间越长,以后到社会上越弱势,我觉得早点退役为好。”这位叫“贝莉”的女孩,最初的梦想是要做女足的“贝利”。

2006年,丁贝莉退役后适应了很久:原先准备读大学,但最终没读成,然后到健身机构做私人教练。不到两年,“觉得健身教练也不是我想要的,那也是在吃青春饭,迟早有一天会做不下去。年龄和身体条件都有局限性。”

在健身房认识的朋友,觉得她口才不错,推荐她去一家英文机构。丁贝莉在那里一下子被提到主管。“我从一个没有社会阅历、没有工作经验的人,突然要去管理一个团队,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嘛。领导也不是傻子,他都看在眼里,实际能力达不到的话,再有朋友推荐,总有天会被淘汰。”

不久丁贝莉被转岗到。之后一路做到整个校区的校长。在为他人打工的过程中,丁贝莉的自我意识再次觉醒,“在公司里,每个月有压力和指标,虽然完成得不错,眼看着每个人都赚这么多钱,但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加之大公司内复杂的人际关系,丁贝莉很快跳出来,准备做自己的早教机构。适逢孙凌这一拨队友退役,大家在一起商议起了创业事宜。

从三点一线的生活状态出来,“我们像在玩金字塔,在足球领域我们越来越接近巅峰,跳出足球,变成金字塔底层。我们想方设法往上面爬,但是在下面会徘徊很久,因为要尝试很久才能知道有哪条路、哪根绳子可以往上爬,所以也是不断地在尝试自己。”

麻辣足球

孙凌平时爱进厨房做几道菜,自称“吃货”。只要到四川比赛,一群姑娘总会去吃串串。“比赛前是不敢吃的,怕太辣,拉肚子影响比赛。”回到上海,孙凌找不到这么好吃的串串火锅店,“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开一家?”

孙凌的想法启发了正在寻思着自己创业的丁贝莉:“餐饮至少比其他实体店好。衣服之类的实体店越来越做不过网店。只有吃,经久不衰,而且要有色。”8年的经验,丁贝莉觉得应该趁大家还有点名人效应,趁上海的串串还比较少,“赶紧杀进来。”

某次唱K,她们俩把这个想法跟退役的队友说起。等待退役分配的队友,尽管不久可以得到一份事业编制的工作,仍都跃跃欲试。

但是与家人一说,支持的并不多。“父母都希望我们退役后能够安安稳稳地在事业单位,然后结婚生子,安静过日子。”4个女孩的想法也遭到一些球迷的怀疑:“老板都是一个人做的,4个人怎么做得好?肯定会闹分裂的!”

四人在店堂里也像球场上那样做了分工:孙凌管厨房,黄璐娜和季婷负责推广营销,丁贝莉负责大堂。决策上,四人也制定了规则:平时投票表决,如果两两相对,听黄璐娜的主意。“即便黄璐娜的决定是错的,也必须服从。”财务则实行四人轮管,每人掌管一个月。

与球场上血脉贲张的脸不同,店堂里的4个女孩都已经回复到了清秀细致的上海姑娘脸色,言语和性格倒是保持了球场上的爽直。

店铺是孙凌和丁贝莉找到的,前后跑了一两个星期。先是丁贝莉开车,孙凌坐在旁边看。上海停车难,停车费也贵,“不可能为了看一下交20块钱停车费,到最后索性我们都不开车,走!一走是走一天。”

4个人各凑了10万元,想闯荡大上海餐饮业,像是一块小石子丢入大海,连水花都不见。她们最先在静安寺旁边找,“光转让费要65万,这怎么可能?我们本来是想做平民化的,不可能像海底捞那样!”

之后看到别家火锅店天天排长队,她们想着能让排不上队的人到她们店里吃,在那家店旁选了个地方,成本核算下来,毛坯的装修超出了预算。最后他们找到了长寿路边,隐匿在菜和棚户之间的大厦下,“无转让费,装修也不用大动干戈”,位置这么定下来了。

“好在是加盟店。”开业前,总店派来师傅帮忙,孙凌在厨房做了十多天学徒,刀工练得炉火纯青,切黄瓜成了她的拿手活。开业前夜,师傅过来帮忙配料,说:“还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能开出来才怪呢!”

3月1日开业当天,本打算只开晚市的,中午有人来了。那晚11张桌子全满了。当然,这也部分归功于负责推广宣传的姑娘,在此之前喊来熟悉的媒体朋友,做了预热报道。

随着报道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人也越来越多。孙雯来了,队友来了,父母也来了。

季婷希望火锅店能成为她们将来的根据地,成为大家聊天的地方。“至于赚多少钱,还真没想过。开出来,不倒闭行了,最初担心开不出来。”

火锅店所在的街区,离当年发生火灾的胶州路不远,火灾后这里成为防火重点单位。火锅店所在大厦也被规定不允许有明火。店里不得不用电磁炉。物业最初的规定是,整幢大厦不能做餐饮,在她们到来前,这里是公益咖啡店,并不赚钱。

听说4个姑娘要在这里开火锅店,物业管理员觉得不可思议:“开玩笑呢!用电磁炉也不行,排污呢?你们只要有一滴油到下水道,各个单位都要罚钱,而且你们稍微有什么事,整幢大厦倒霉!”

姑娘们开足了球场上的跑动马力,四处找人咨询,求人帮忙!等到店开出来,物业管理员又过来找她们:“你们还真牛逼,找的都是什么人啊?都是从上面压下来的。”现在,物业与她们“都快成哥们了”。

有人问季婷:“你们都是名人,会不会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季婷说:“这有什么,在什么岗位做什么岗位的事,我们离开足球,什么都不是,名气和光环留在运动队里,离开了球队,谁还认识你?是我们宣传得好,否则谁会认出来我们是女足的?如果不宣传,谁理你,火锅在哪里吃不是吃,现在人家吃的是新鲜感,觉得有女足队员给他们服务。”

但是身份转换却是孙凌的难题。有人问她:他们都喊你服务员,你会不会尴尬?孙凌缩起1米8的身形,做个贼脸,小声说:“有点小尴尬。”以前都是球迷围着喊:“球星,球星!”突然变成了餐厅里的“服务员——”;以前都是出去给人签名拍照,现在变成了“服务员,给我再拿一盆醋过来”。

孙凌坐在大门正对位置,背后的墙上是一块照片板,上面贴满了她们与足球界名人的合影,聚光灯穿过照片板投射在孙凌身上。一个声音从店堂另一头传来:“服务员!服务员!”孙凌一直低头在玩手机,直到对方提高了嗓门吼:“服务员!”她顿时反应过来:“哦,来了!”

一个月后,还没听到客人喊,要开始察言观色,不时地问:“你好,有什么需要?”

辛苦程度跟客流的火爆一样,超出了她们的预想。最晚的顾客吃到凌晨两三点,她们跟着陪到两三点。回家倒头睡,第二天7点闹钟响起的时候,是孙凌最绝望的时候,“站着都能睡着。”

到店里一上午都在穿串串。十斤牛肉要切成薄片,然后一片一片穿到签子上,不花上三四个小时是完不成的。11点开始午市迎客,到下午两点结束后,孙凌骑上她的黑色小龟王出门补货。3个半小时之间,她们可以轮流打个盹,然后迎接晚市。这样连轴转几天后,她们都意识到:“开店比踢球累多了!”

“那么累,体重却还在攀升!”脱下球衣的姑娘自然爱红妆,孙凌却为体重叫苦连天。所以,球还得踢。

退役之后,她们与足球的关系变得单纯而舒适。周末午市不开的时候,社会上闲散的男足球队会邀请她们去“踢野球”,这不仅成为她们健身的机会,也成为她们的交际渠道。

投影仪已经在店堂顶上高高挂起,未来的世界杯即便是凌晨三四点,也毫不妨碍她们把火锅店变成足球派对。穿上黑色的球衣工作服,最初结识足球时纯真无邪的笑脸,仍绽放如阳光下四月天的花朵。

几个月后,店堂里的派对会欢唱:“风柜里来的人,骑着潘帕斯的野马,是一个精灵踩着魔幻探戈,你说荣耀的光环必定一闪而过,请你不要怀疑最初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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