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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者穆巴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周莹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胡图族人朱韦纳尔的专机在首都基加利上空被火箭击落,机上无人幸免。政府军与胡图族民兵开始对图西族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当晚,军队闯入女总理阿加·乌维林吉伊马纳的家中。枪声四起,她的5个孩子被匆忙送到邻居家躲藏。透过窗子,孩子们看到士兵四处搜寻他们的父母。总理的女儿,时年15岁的玛丽·克里斯丁回忆说,“我听到几声枪响,然后士兵们开始欢呼,再后来只剩下了一片瘆人的寂静。”乌维林吉伊马纳是胡图族人中的温和派,因为主张平等对待图西族人而惨遭杀害。

几小时后,维和意外发现这几个孩子。如何安置他们,维和爆发了激烈的争执。大家并不清楚他们是否有权把这些孩子带走,但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又绝不能把他们丢下”。

然而,要带这几个孩子去任何地方都是十分危险的。胡图族极端分子在每条道路上都设置了重重关卡,而原本计划前来转移维和人员的装甲车又迟迟没有出现。最后,穆巴上尉站出来表示,他愿意将孩子们护送到安全的地方。

时任驻卢旺达维和司令官的罗密欧·达莱尔将军告诉马克·道尔:“在当时的环境下,穆巴上尉没有携带任何武器。这样做需要巨大的勇气。”

穆巴成功地把这些孩子送到城中为数不多的图西族避难所之一——卢旺达饭店。

穆巴当时35岁左右,来自塞内加尔。他身材高大,常戴着一副飞行员墨镜。穆巴有着非凡的个人魅力,即使在黑暗的大屠杀时期,他的幽默感依然能让身边的人感到一丝宽慰。

康谢丽·穆卡姆维兹,大屠杀时她被穆巴挽救于胡图族神父的枪口下

安西拉·穆康基拉在首都基加利。1994年她曾请求撤离卢旺达的美国人带她一起离开,但遭到拒绝,后被穆巴带到卢旺达饭店

大国政客们都在作壁上观

大屠杀最初也是最为血腥的几天里,卢旺达犹如人间地狱。城中流弹四射,尸横遍地。而被极端分子控制的广播电台仍在不断地煽动民众:“消灭所有图西族‘蟑螂’。”

在头48小时里,许多像穆巴一样没有武器的维和人员纷纷逃离卢旺达。维和的车辆甚至因为被怀疑藏有图西族人而遭到攻击。

被全世界抛弃的图西族人涌入教堂寻求庇护。然而,教堂并不安全。当年,康谢丽·穆卡姆维兹与丈夫孩子一同逃到基加利的圣法米勒教堂避难。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让她至今记忆犹新。

“我当时正在街边买肥皂,一个穿着军装的神父伙同4个民兵向我走来。他说我是叛军的同谋,拿枪指着我威胁要杀了我。”死生一线之际,穆巴出现了。“他跑过来挡在神父和我之间,厉声斥责道:‘你为什么要杀她?你这么做全世界都会知道的。’” 在他的斥责下,神父退缩了。

由于穆巴和其他维和人员的努力,圣法米勒教堂内没有发生大屠杀。但藏身其他教堂的难民则没有这么幸运,民兵们肆无忌惮地破门而入,对图西族人大开杀戒。

许多绝望的卢旺达人试图通过各国的撤侨行动逃离卢旺达。

在德国援助组织工作的安西拉·穆康吉拉赶到一家美国俱乐部求助。“但他们说他们不带卢旺达人,还请我离开,”她回忆说,“我在人行道上哭泣时,穆巴发现了我。”

“穆巴对白人自私的行为感到愤怒,”当时也在卢旺达饭店的法国学者安德烈·吉查欧说。当年,虽然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都派兵飞赴基加利,但在解救了本国侨民后匆匆离开了。“如果当时法国和比利时的士兵同维和并肩作战,可以控制局面,”吉查欧说,“然而,根本没有任何救援行动。”

事实上,当穆巴冒着生命危险保护难民时,纽约联合国总部的领导人们还在为是否干预的问题争执不下,他们甚至将驻扎在卢旺达的维和人数从2500人削减到不到300人。与此同时,由于6个月前在索马里发生的黑鹰坠落事件,美国人对出兵非洲心有余悸, 决定作壁上观。

穆巴将安西拉到酒店,与在门口叫嚣着要杀死酒店内图西族人的民兵擦身而过。他让她不要走出自己的房间,也不要给任何人开门。当天晚上,他还给她带了条毯子。“他看到我在读圣经,”安西拉回忆道,“他说我应该为陷入危难的祖国祈祷。”

玛丽·克里斯丁在日内瓦湖边。大屠杀发生时,她时任卢旺达总理的母亲,因为赞同温和对待图西人的民族政策而惨遭杀害

“要杀他们先杀了我”

马克·道尔与穆巴曾一同前往纳亚米兰波城郊的一座孤儿院,据说有数百名儿童困在那里。途中,他们在一处路障前被拦下。一个民兵走过来,手握一枚手榴弹,挥舞着威胁道:“这个比利时人是谁?”民兵组织将曾经的殖民者比利时人视为死敌。不久前,他们杀了10名参加维和行动的比利时士兵,成功吓退了维和中的比利时人。

正在我胆战心惊之时,穆巴却微笑着说:“我是这车上唯一的比利时人。看到了么?”他伸出自己黝黑的手臂,“黑比利时人!”玩笑打破了本来紧张的气氛,穆巴让他让路时,他竟顺从地同意了。

“他喜欢开玩笑,”穆巴在联合国的同事巴巴卡·法耶说,“他的幽默感多次帮他化险为夷。”

然而,更多时候穆巴不得不采用贿赂的办法。虽然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他却不得不违背戒律在车上备着好烟好酒和成叠的钞票。法耶说:“遇到路障时,他会递给民兵一支香烟。如果是民兵头目,给他一瓶啤酒或威士忌。这让他可以畅通无阻,又不至于惹恼那些民兵。他用这办法成功帮助许多被追杀的人顺利通过关卡。”

随着时间的推移,基加利分裂成由政府军和爱国阵线控制的两大区域。卢旺达饭店位于政府控制区内,紧靠民兵领袖的驻扎基地。但由于维和的守卫,图西族人和胡图族温和派人士得以进入酒店避难。来酒店的人越来越多,局势也不断恶化。供水被切断之后,人们不得不喝游泳池中的水。起初人们还可以把水煮开,不久供电也被切断了。

有一次,穆巴和其他联合国人员试图用卡车护送难民去机场。然而,车队刚驶出大门不到几百米被民兵拦下,一家政府电台大声广播车内人员名单,民兵们陷入了极度狂热。“他们试图将我们拉出来,” 当时在车中的奥黛·尼拉米利莫医生回忆说,“他们叫嚣着‘杀死这些蟑螂!’这时,穆巴上尉跑下来,张开双臂拦在车队和民兵之间。他大叫道,‘你不能杀这些人,我要对他们负责,我不会让你们伤害他们,要杀他们先杀了我。’”

由于民兵人数众多,车队无法突围,只得重新返回酒店,但穆巴成功地保住了车队人员的生命。回到酒店后,医生急忙救治受到袭击的乘客。穆巴走了过来。“他看起来惊魂未定,”尼拉米利莫医生说,“‘他们几乎杀了你们,他们真的想这么做。’他说。他看起来心烦意乱,几乎要哭出来。然而,真正让我吃惊的是,他担心我们比担心自己还要多。他确实是一个英雄。”

最终,尼拉米利莫医生和安西拉·穆康吉拉借助之后的车队成功地逃离了卢旺达。而总理的孩子们在进入酒店几天后,被藏在联合国车辆的后备箱中成功偷运出酒店,送上了出国的飞机。

罗密欧·达莱尔在渥太华。1994年,大屠杀发生时,他正担任联合国驻卢旺达维和的总指挥

在大屠杀中他解救的人最多

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到底多少人因穆巴而获救。

他的老朋友法耶上校说至少有四五百人,他相信如果不是穆巴,酒店内的人可能都无法幸免于难。美国国务院的官方估计为600人,但美国学者理查德·西格勒认为有1000人甚至更多。

“穆巴上尉的义举还未完全呈现在人们面前,”西格勒说,“等人们了解到他所做的一切,会明白他是当代最值得称颂的英雄。”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中搭救难民的人不止穆巴一个,但为他所救的人却是最多的。

不幸的是,他的运气最终在1994年5月31日耗尽了。

这天,应政府军首领要求,穆巴给维和指挥官达莱尔送一封书信。在通过一个检查点时,一枚迫击炮炮弹在他的车旁爆炸。弹片将车身撕裂,穆巴当场死亡。

现任加拿大国会议员的达莱尔说:“我经历过许多艰难的日子,但是那一天尤其令人难过,我们失去了黑夜中照亮前路的一盏明灯,一个深深影响他人的灯塔般的榜样。他对人道主义的追求远远超越了个人和国家的职责。”

而穆巴本来快要回家了。

“还有12天我的任务结束了,然后我可以回塞内加尔了。为我们祈祷吧!”遇害前3天,穆巴在与妻子亚辛通话时告诉她,在电话中他谈了很多关于死亡的事情。“那让我感到不安,”亚辛说,“他以前从不会谈这些,我想他在卢旺达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

彼时,他们儿子谢赫年仅两岁,女儿昆巴也只有4岁。整整两年,亚辛都没有告诉孩子们事情的真相,她只是不断地说:“爸爸等到任务结束回来了。”虽然这意味着亚辛不得不独自承担悲痛,但她说:“孩子们还太小了,我必须保护他们。”

穆巴遇难时,作为战地记者的马克·道尔,从对讲机中听到联合国工作人员都在谈论一名维和人员不幸罹难。“哦,上帝,我真希望不是穆巴,”一个援助人员说,但他的语气说明他只是不愿意接受事实。马克·道尔冲到路障前询问一个联合国官员,但他也不愿亲口讲出真相。后来,马克·道尔找到了车子的遗骸,但遗体已经被移走,车座上都是血迹。

第二天,穆巴的遗体被运至基加利机场,准备送回塞内加尔。此时的卢旺达已经没有棺材可用,而被世界遗忘的联合国维和也是捉襟见肘。最后,穆巴的遗体只得被包裹在用来搭建临时帐篷的蓝色塑料布中,上面盖着联合国旗。

遗体被搬上飞机时,塞内加尔军事观察员萨姆巴·托尔上尉走到马克·道尔身边说:“我只是个士兵,而你是记者。你必须让全世界知道穆巴·迪昂上尉。”言毕,托尔上尉和马克·道尔都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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