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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位的举报人制度 ——对话罗昌平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张琳

两年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律师斯伟江的当事人在山西忻州举报,“手里也有材料,但最后倒过来被打击报复,坐牢9年半。”

罗昌平网路实名举报是个案,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能再有如此“巧合”的第二回。斯伟江的意见是:“我国没有完善的举报人制度。最多是一些宣言式的保护举报人的法条,说到制度,都必须有具体的操作机制,这个没有。

人物周刊:经过这半年的试验,你对举报人制度得出什么结论?

罗昌平:是缺乏对举报人安全的预防性措施。无非是你出了事,我事后怎么样。我们一步步推举报人制度,比如说国外有的地方是这么做的:举报以后,一个是对事实本身进行核实,另外对你的风险要进行评估,要有一个风险评估机制。根据评估,对不同人采取不同级别的相应保护,至少适当要给对方一些交代。

对于明确出现了打击报复的行为,应该有一个干预机制,比如说我当时举报完以后,有表态说你是造谣,要报警,媒体报道了这事,但是也没有谁干预,或者是说他干预了我也不知道。记得当时中纪委说鼓励大家实名举报,结果我的微博被封了。中间出现过两次微博禁言。

还有另外一条是信息的保密,回过头来看我老家的事,我一个实名举报,最后信息回到当事人手里了。信息保密我们做得太糟糕了。我记得曾有人建议过,应该对举报的事有一个编号。你举报一件事情可以有一个编号。这个编号只给举报人行了,必要的事情进行加密,类似这样的信息保护,我觉得非常重要。

还有是打击报复出现以后,谁追查过?安徽有人举报了,查实了,纪委说给他奖励,但他不敢去领。

人物周刊:举报人制度的完善更利于反腐吗?

罗昌平:举报人制度好一点,对他们反腐工作是有更大的好处的。我说权力有双重的隐蔽性,有权力的人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是躲藏的,喜欢密室政治;没有权力的人,也躲着权力阶层,不想去惹事。我做这事是释放一个信号,任何一个人不需要去怕官员,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透明化。

人物周刊:你实名举报,到中纪委举报,会像我们报案一样,有回执这样一个很确切的东西吗?

罗昌平:没有,现在很多时候都没有,到现在我也没有收到回执。我估计是不是他结案的时候,会给我一个,或者说他根本不回执,他通过新华网发了一个信息,觉得给了你一个答复,一个公众的答复。

我更希望的不是纪委,不是党内反腐,而是制度化反腐。匿名也好,实名也好,举报应该都是有一个备案和编号,事后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去查。但我们向中纪委举报,你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他可以不了了之,也可以在哪一天把它发出来。是应该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在一个法治环境里,这些信息有加密,进入一个规定的平台,统一的举报平台,或者一个腐败信息平台,然后通过不同层级的加密行。

人物周刊:举报之初,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的回应对你来说构成威胁吗?

罗昌平:我不认为那是威胁。但我保留在司法机关有了查处结果后,对其诉讼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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