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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 孙中伦的出走与 《回来》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陈科生

“这是我想要的吗?”

9月15日,孙中伦要飞往英国,成为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专业研究生。启程前两天,他还在行前准备和见朋友的间隙接受媒体采访。

今年6月,他的新书《回来》出版。这本书记述了他休学一年的心路历程:2015年夏天,美国波莫纳学院准大四学生孙中伦休学;9月,他成为东莞工厂流水线工人;10月,大理民宿店小二;11月,甘肃定西中学老师;2016年春天,北京《单读》编辑部实习生;5月,成都漆器厂学徒。休学结束,他回到校园,完成学业和二十余万字书稿。

这个暑假,他带着这本书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宣传、签售、接受采访。

“90后”“休学”“流浪者”的标签下,他被赞赏,也被质疑。有网友问他:“你们这类型的知识分子,一天到晚谈生活、谈情操、谈感悟、谈感性又容易令人厌倦的心灵鸡汤似的东西,累不累?!?!”

孙中伦回答:“累的,你呢?”

这句自嘲背后是自我怀疑,他不享受被关注和讨论的状态。“我休学的初衷是想去反抗某光鲜的、人人趋之若鹜的东西,现在我却四处接受采访、好像自己也成了一个光鲜的人,这让我觉得挺可笑的。”

这个23岁的男生总是笑眯眯的,露出洁白的牙齿,厚厚的刘海盖在额前,让人误以为是很好欺负的邻家少年。只有当他沉默片刻,不经意发出某句诘问的时候,才会暴露内心的警觉。

“人总是矛盾的,出版社给我这样的机会,我有义务配合他们把书好,但是成为畅销书作家,这是我想要的吗?”

最后这个问句让人有错觉,好像面前坐的是两年前那个刚刚决定休学的他。

那之前的许多夜晚,孙中伦睡不着,关灯之前把床上的饮料罐头扔向门口的垃圾桶,“黑色的液体洒在地上,像发霉的血。”校园生活令他尴尬又焦虑。

从上海的高中毕业以后,孙中伦进入美国波莫纳学院,主修PPE(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专业)和德语。大学前两年,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平等、再分配和资本的伪善。临近毕业,同学们各寻出路,以“面对社会”为由,价值观变得模棱两可。

他无法接受别人谈论的一些高频词汇,比如“精英”,“感觉是你们这些人比别人更高级一样。”

他在书里写,“仿佛教育的潮流,不再是架设智识的阶梯,而是替权埋单。”

书出版以后,不止一位读者问他,“休学是个艰难的决定么?”

“不艰难,因为没有选项,是中断。”孙中伦说,“一开始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只是有一个反抗的姿态而已。”

“闯入者”

“休学去做什么呢?”教授问他。

“理发师。”孙中伦说。

“离我生活这么近的一群人,而我根本不了解他们。”他觉得这是很多的缩影,数量庞大,来无影去无踪,“他们连个真名都不叫,男孩都叫Tony,女孩都叫丽丽,有时候洗头问上次给我洗头的那个谁去哪了?不知道,走了呗。”

最终没能做成理发师,他的出发点没变,“看看除了所谓胜利者,其他生命的价值。”

为了真正“参与”他人的生活,孙中伦没有以观察者的身份去采访,而是在检测电容器、打扫民宿卫生、制作漆器的间隙与身边的人聊天。

东莞工厂里的阿姨问他,“看到我们这样最底层的生活,过得很艰苦吧?”接着阿姨又说,“其实我最看不来工厂打工的,最没出息。可是我自己是这样的人。”

一年下来,教科书上宏大叙事的历史被打破成无数的个体故事,他从中看到了中国制造、南水北调、留守儿童、汶川地震……很多时候,他的叙述被无力的、悲凉的命运感笼罩。

“作为定西孩子,你要为外出务工的父母疏于管教负责。你的父母也曾是孩子,他们要为年少时的饥饿与贫穷负责。命运是环环相扣的,你没有反驳的余地。”

书写苦难的时候,孙中伦陷入纠结,“一方面下定决心写很好的东西出来,另一方面你又发现你所写的给不了他们任何帮助,这让我很愧疚。”

他唯一一次提供现实帮助是在定西一个男孩家,母称“打工者”,靠打零工供儿子上学。他们租来的房间只有几平米大,母亲每天都打扫,把每件家具摆得整整齐齐。天快冷了,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男孩连件棉衣都没有。

家访结束,孙中伦硬塞给男孩妈妈一百块钱。“那么穷,家里干干净净,那尊严感给我别大的震动。”

在很多场合,未曾离开过校园、没有贫穷体验的孙中伦都会被问道,“你真的能理解底层的痛苦和烦恼吗?”

尽管不情愿,他不得不承认现有理解不是百分之百的抵达。“我接下来学人类学,是要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个人行为和生活背后的东西。”

孙中伦在湖南郴州银器厂与工人华平合影

“异乡人”

去年3月左右,《回来》的编辑第一次看到这个选题,七八万字的样稿中有东莞日记、大理见闻,“很像何伟《寻路中国》的感觉。”

当时孙中伦“还在路上”,之后他的叙述有了明显的变化,依然在记录见闻,但同时投射了更多“自我”在其中,他在向外探索的同时,开始反观个人的成长经历。

他说“我们都曾是定西孩子”,他在北京寻找“异乡人”,都源于他少年离家的记忆,“我很看重人与故乡的关系。”

初三那年,他离开父母和朋友,从老家江阴转学到上海。爸爸妈妈送他入学的时候,一家人想到一所很有名的高中去看看。

那天下着小雨,爸爸坐在驾驶座,妈妈坐在副驾驶,他们把车停在学校门口,爸爸下车问保安,“我们一直想上这个学校,进去看看呗。”保安说:“这里是你想来能来的吗?”

他们在门外望了望,“哎,要是能进去好了。”

转学上海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好像彼得·潘突然飞到你的窗口,说想不想去看另外一个世界,你当然说想,只知道那里是大城市,有乐高玩具。真正的代价根本想不到,并不是到了那个地方进入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可能对我们这人来说是没有门票的。”

孙中伦因为迟交卷被老师说,“别把你们那里的坏风气带到我们这里来!”同学模仿他的口音,哈哈大笑。初三一年,他没有朋友,在自卑和羞耻中赔着尴尬的笑脸。

他憎恨家乡,又依恋家乡,周末往返于小城和上海之间,起大早赶路只为和朋友多待一会儿。“汽车站的热狗油腻,气味浓重,像廉价的口红和蕾丝袜。站台里,人流来往不息,有婴儿哭泣。路上,天色渐晚,到最后,抵抗黑暗的只剩下摇摆的车灯。”车厢的幽暗气息里,他辨认出“异乡人”的模样——有着残忍的清醒和自知。

他不记得自己是如何与家乡和解的,也无法回答这段记忆对他的心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休学这一年,他在北京遇到一个有相同经历的女生,女生说,“做一个outsider,这点很重要,能接受这个角色很重要。”

或许因为接受了这个角色,孙中伦的观察和写作带着很强的间离感,稀释了强烈的情绪,变成克制的表达。

他的书写异常坦诚,初恋、初吻、亲人的离世。他写他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被亲戚指责;他写母亲去世后,他在储物间翻找母亲的日记和照片。

对当下时代他人命运的记录和个人经验的私密表达构成了书名“回来”的两层含义:第一个“回来”,是物理上回到了我生长的这片土地,我虽然生于斯长于斯,却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这里的人;第二个“回来”,是去面对自己之前不愿意去面对的事情,是给自己的交代。

休学结束,书已出版,“回来这件事完成了么?”

“事情做完了,但是反思和解决困惑才刚刚开始。”

文学的意义

孙中伦在书里写:“我们这样时刻热切的写作者,总是无法明白自己别无所长。”

旅行后半段,写作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他在成都的时候住在鱼阿姨家,鱼阿姨记得,他时常半天半天把自己窝在房间,有时候皱着眉头走出来说“我好像遇到坎了。”

“写点东西”是他在出发前决定的。起初的叙述更像纪实,“写着写着,我非常想写出好东西来。”定西之后,他的表达明显呈现出文学色彩,描写更精细,叙事逻辑也加入了设计感。

大多数的交流场合,读者关注的是“休学”“反叛”“感悟”这些现实层面的问题,文学是少被提及的隐秘角落。

写作曾伴随孙中伦成长。小学二年级,他成绩不好,被老师同学嘲笑,在挫败感的折磨下,他酝酿了一个伟大的写作计划《我的一生》,“人生像一条小船,行驶在大海上。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波涛汹涌。”

大计划虽然搁浅,却像一个预言。他从11岁开始写博客一直到高中毕业;初到上海的孤独生活中,他泡在街角的书店。在文学的空间里,他的价值观逐渐建立。起初他记录生活,谈论音乐、书、电影,慢慢开始评论新闻。

父亲学新闻出身,母亲学中文出身,他们支持孙中伦写作,还把他的博客集结出版,命名《疯狂列车上的达人秀》。另一方面,妈妈的担心与日俱增。

她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写道;“儿子,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我希望看到你长袖善舞,同时,又保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与精神世界。如果谦和是你的外表,方正是你的精神,爱应当是你的内心。”

谆谆教导下,母子冲突无法掩藏,“她阻止你成为她害怕你成为的那人:激烈、爱憎分明、愿意为原则抛头颅洒热血;你可怜她能够明辨是非,却仍要做出无能为力的样子。”争论总是以苦笑结束。

这么多年过去,孙中伦回想当年的自己也觉得可笑,“那时候好爱发表自以为是的评论,其实都是复制别人的观点。”

但是有一点没有变,他依然“不喜欢自己太温和”,他希望自己有立场有观点,而不是“不极端的、普通的和事佬。”同样的原因促成了他的“休学出走”。

父亲最初不同意,“你会后悔的。”现在《回来》面世,父亲是最骄傲的,朋友圈里转发的全是赞赏儿子的评论。

“写的时候很痛苦,写完蛮爽的,很有成感。”孙中伦说。

他在书的前半部分埋下伏笔,七封看似自言自语的信串起了每一站的旅行经历。书的结尾谜底揭晓,七封回信来自当年没能存活下来的双胞胎兄弟。

他在给胞兄的最后一封信里写,“我会去想,生我的女人,与我一同诞生的男人,会不会在离开的同时,也以另一方式回来。所以,我讲话,写信,自言自语,你大概要觉得可笑。可是,这难道不是文学的意义吗?坚持那些被否定的,实现那些已不可能的。文学让一切都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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