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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 耿乐 谁能设计得过命运呢?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黎明

“边缘人”

秋天在9月逐渐演变成微凉的风。傍晚日光敛去,游丝一样的云挂在淡粉色的天上。世界一派温柔,演员耿乐家的院子里,惟一具有攻击性的只剩下蚊子。哪怕池上有青苔,树下有座椅,耿乐也很少有闲情逸致在院子里坐定。他怕蚊虫乱飞,因而家里的3楼似乎更像一个稳定的个人空间。

10平方米的画室里零星堆着他的画作。两个画架上,一幅是人像,一个男人梳三七分的头、围深色围巾,面容愁苦;另一幅是风景,大面积的蓝天白云,色彩浓烈,底下五分之一是绵延的山丘、草原和蒙古包。这些画已经搁置多年。1994年刚开始拍电影时,耿乐的老师、艺术家刘小东曾说:“拍电影挺好,但你可能很难再画画了。”当时耿乐觉得奇怪:为什么不能呢?

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到中央美术学院,耿乐接受了8年正规美术教育。祖父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画家、国徽设计者张仃,叔父是同样享誉多年的张郎郎,耿乐从小在艺术氛围中长大。后来进入影视圈,耿乐偶尔仍会手痒,但很少再沉浸到画画中去。“我没法画着玩。这恨不得是比拍戏还严肃的事儿。我如果没有做好生理、心理的准备,画出来也是不负责任的。”耿乐说。

尽管已经离开架上绘画多年,他的品味依然能从家装设计中透露出来。大块玻璃直接嵌入墙体,窗户上利索得连一个螺丝钉都显得多余;墙面是灰色的水泥,呈现大大方方的粗粝感,以至于来修水管的工人见了会说:“你家还没装修好吧?”客厅的屋顶也没有刻意的修饰,甚至连一盏吊灯都没有,耿乐喜欢在夜里开暖色的落地灯,让整个空间显现出简洁的流畅感。

9月11日采访这一天,他刚从威尼斯回到北京。参演的电影《嘉年华》成为威尼斯电影节惟一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电影,耿乐穿着黑色燕尾服第一次走上了国际三大电影节的红毯。关于他的新闻自然要比以往多一些。耿乐上网看评论,看见95后的年轻人说:“这人谁啊?不认识。”底下有人回复:“这你都不认识?我是不是暴露年龄了?”

入行23年的耿乐今年43岁了,穿黑白条纹衫、破洞浅色牛仔裤和一双深蓝色休闲鞋。30岁以前他的银幕角色几乎都是文艺气质浓郁的都市青年,30岁以后,他却开始了对文艺青年的漫长告别——从《面引子》里衣着朴实、年届五旬的馒头铺老板到《不速之客》里一意孤行的杀人犯,耿乐尝试了各阶层、各属性的人物。他甚至问过好友闫妮是否有可以推荐的戏,他想演一个出老千的角色。他逐渐被视为一个热衷于扮演“边缘人”的娱乐圈边缘人。

“我演的这些人物都很孤独,有自己的理想,但在主流社会里活得不那么自在。这些人物我比较容易接近,因为我的属性和他们挺像的。比如说能做好综艺的人一定是主流社会里比较自在的人,要懂得跟人交流才会如鱼得水,而我别怕那明明知道无话可聊、甚至不在一个价值观上,还非得在场面上寒暄的情况……”耿乐说。因为这“不爱哪儿热闹往哪儿凑”的性格,耿乐一直不在娱乐圈的核心。用好友、编剧李樯的话来说,“他不像一个惯常的表演工作者,他没有应有的欲和表现欲。但他对人和事有自己独的理解,是一个内心价值观很稳定、静水流深的人。”

开往春天的地铁

“十多年的事了”

2016年年初,耿乐接到了导演文晏发来的剧本《嘉年华》。故事讲述未成年少女遭遇性侵之后在成人世界的遭遇,耿乐一下子被这个剧本打动了,“压抑,难受。”

“事情发生以后,方方面面都在忽略。中国人的思维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谁也不愿意惹祸上身,但没有人真正关注受害者。”耿乐说,他饰演的受害女生父亲虽然一事无成、精神颓废,却是电影中惟一正面的男人,“他觉得必须要得到一个说法。”

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好评,耿乐第一次直接接收到来自观众的反馈。在有八十多年历史的电影院中,耿乐和其他主创坐在二楼的第一排,面前不是栏杆,而是被观众包围的台阶,“有一圣殿的感觉。”画面一结束、字幕还没上,观众便起立鼓掌。“我第一次作为电影演员感受到舞台谢幕的感觉,掌声长达两三分钟,我站着不知道该干什么,太激动了,第一次觉得艺术电影能受到这么大的关注。”耿乐说。

在此之前,他从未奢望过这样的认可,因而觉得自己的努力并不能与之匹配。戏份虽然不多,耿乐却感受到了久违的过瘾。电影中有很多长镜头,开始表演前的耿乐会考虑动作、走位、镜头角度,但导演文晏会点醒他:“这条没有问题,但是咱们能不能再收一点、走心一点?”片中“女儿”的扮演者不是专业演员,她的优势是可以在银幕上呈现最真实的状态,所以耿乐“要别小心,但凡稍微有点假的成分,观众直接能对比出来”。

入行23年,他承认自己拍过不少粗制滥造的影视剧。“很多不是真交流。演员你演你的,我演我的,相互之间不关心台词背后的逻辑……上一次有这完全投入的感觉,还是拍《开往春天的地铁》和《旅程》的时候,到后来我都想不起来了。可是啊,那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十多年前的2004对于耿乐来说,是个五味杂陈又一言难尽的年份。

他主演的杨超处女作《旅程》获得第5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处女作别奖。可也在这一年,曾和耿乐拍摄电影处女作《开往春天的地铁》的导演张一白在看到耿乐经常帮朋友客串角色后对他说:“你要好好保护羽毛啊,不要什么戏都接。”

回头看,那段时间的耿乐无疑是忙碌的,一年四五部电影地接,有时耳根子软,也会帮朋友串一两天戏。听到张一白这么讲,他陷入沉思:自己到底是要追求数量还是质量?

纷至沓来的剧本都看中了他的长发,净让他演那些一脸不屑的艺术家。“靠符号去演戏只会越来越窄。”耿乐觉得无力又厌倦。但他是一个反应很慢的人,欠缺专业背景,也不像从小要自己打拼的演员那样具有自我包装的意识。在他的概念中,保护羽毛的惟一手段是挑剧本。“我对自己有了一个限制,看到这个剧觉得不是我要演的剧,那个剧不是我要演的剧,我变得只能演和羽毛有关的戏。”

那时的耿乐被“骄傲”二字框住了。不拍戏的时候,他每天躺在床上不知道要做什么,晃荡着晃荡着从白天到了黑夜。

2005年夏天,耿乐索性剪去了一头半长不短的头发。在往后的回忆里,这原本是一个偶然的、平淡无奇的日子:闲来无事,去常光顾的理发店打理头发。理发师按照原来的习惯修发梢,修着修着,耿乐突然说:“要不你给我剃短了,剃圆寸。”“你确定?”“确定。”十几年没有主动剪短过头发了,耿乐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陌生极了:这谁啊?

很快有个导演找耿乐去上海拍一部都市剧,让他演最轻车熟路的都市文艺青年,结果见到他急了:“你怎么把头发剪了?原来的耿乐去哪儿了?我要你原来的头发。”

转型的路是艰难的。因各原因错过娄烨的几部电影之后,耿乐发现递到手上的剧本越来越差了。“有时候机会给你了,你不要,不会老给你了。”耿乐说,“我需要一个头脑清晰的人帮我把关,但当时也不知道找什么样的经纪人合适,挺迷茫的。”

演艺之路受挫,耿乐有时将记忆拨回那个命运发生转折的起点:我当年画画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做演员呢?

开往春天的地铁

“零基础,高起点”

1994年,管虎筹拍处女作《头发乱了》。男二号彭威是个反叛张扬的摇滚歌手,副导演找不到合适的演员,到中央美院碰运气。当时的耿乐20岁,穿皮夹克、留长发、只听欧美摇滚,看不上小虎队、四大这些流行人物。副导演过来找人时,他正和一个留学生捧着相机坐在操场墙边晒太阳。副导演看见他,问:“喜欢摇滚乐吗?”“喜欢。”“喜欢拍电影吗?”“喜欢。”“那跟我走吧。”

这么入了行。

很快,他遇到筹拍《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姜文,在电影中演靠起哄、打架来挥霍荷尔蒙的军队大院男孩刘忆苦。20岁的耿乐虽然浑不吝,但从来不打人。上来第一场戏,姜文要求他给另一个男孩扇嘴巴。耿乐抡了八回都下不了手,到第九回,姜文说:“你真抽,你要抽不好咱们抽一晚上。”耿乐这才被逼出了刘忆苦的狠劲儿。

再后来,他成了众多文艺片导演青睐的艺术家专业户;在霍建起的电影《赢家》中饰演一名画家、在张婉婷的电影《北京乐与路》中饰演心怀强烈音乐梦想的摇滚歌手……耿乐顺风顺水,以他自己的话来说,是“零基础,高起点”。这样的成长路径让他选剧本的时候“会挑”,但他其实又还没获得“挑”所需要的观众基础和业内话语权。

在合作多次的演员梅婷看来,耿乐身上没有那努力到变形的、咬牙切齿的感觉。“我们的成长经历比较像,出道早,出名早,走得很顺有很多机会,但又因各各样的原因错过了。”梅婷说。2007年到2009年,梅婷也遇到了耿乐曾经的瓶颈:没有好的剧本,觉得拍戏没劲。赋闲的时间长了,她生出一恐慌:这样下去,武功荒废了。

“待着的焦虑,比忙起来的焦虑要多得多。”耿乐说。“只要是演员,不管火不火,都有焦虑。没戏的时候会想,怎么没人找我,拍上戏了,想什么时候杀青。”

蹉跎三四年之后,耿乐遇到了经纪人王京花。王对他说:“你什么剧本都要拍。如果一直等,将来好的剧本也不会找你。这一行很残酷,你只有不停地拍,才能让人知道你还在这儿。”

耿乐只好重新开始规划自己的演艺之路。

东打西撞,他演过一些和自身气质完全不同的角色,也演过一些粗制滥造到让人自我怀疑的角色。比如他曾因高片酬出演一部最终没有播出的清宫戏,到了现场才发现,原本一天十场戏的拍摄强度生生被拉到了二十场,导演为了赶进度,没有时间考虑场景、对白、人物关系的逻辑,“基本对白说完了过。”又因为不同期录音,这边皇宫里还在演戏,旁边的电钻在咚咚咚地改景。“导演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看口型,我也听不见对手演员在说什么。”耿乐说。有一天他穿着盔甲拍打戏,汗顺着脸往下掉的那一瞬间,他懊恼地想:“我每年拍这些戏,干嘛呢?有什么意思?”

四五年前,耿乐曾在一个场合遇到了香港电影公司老板江志强。江问他:“最近怎么样?”耿乐答:“挺好,是好剧本太少。”结果江志强当时将了他一军:“你拍够100部了吗?”

耿乐一下子释然了。他将这话告诉梅婷,梅婷也深以为然。

“作为演员,一辈子能遇到别好的、为你写的戏,真的太少了。几年有一部已经不错了。有些人可能一辈子一部。这机会可遇不可求,可是作为演员,不可能不演,不能老待着吧?待着你也会退步。”梅婷说。2007年起闲待两年之后,梅婷跑到上海演话剧。又过3年,她才遇到《父母爱情》和《推拿》的剧本。

而对于自己和烂片的关系,耿乐是这样解释的:“如果这100部中有80部是好剧本,那演到好戏的概率自然大。但如果只有两三个好剧本,那可不是大海捞针了吗?”这几年情绪偶有反复时,他总拷问自己:当初做演员的初衷是什么?

“是为了赚钱吗?当年拍管虎和姜文的电影,我都拿不到什么钱。我是想当大明星吗?90年代没有这个概念。电影对于我的魔力在哪儿?”

80年代时,他曾看过一部叫《莆田进行曲》的日本电影。电影讲述摄影棚内替身演员与大明星之间发生的故事,耿乐第一次知道,在拍摄现场,通过布景变化能直接把黑夜变成白昼、把古代变成现代。他觉得这一切神奇极了:“在那摄影机的框里,能完全营造一个新的世界,而出了这个摄影机框呢,电线、灯光,和电影的美感毫无关系。”耿乐喜欢这反差形成的张力,也享受和一帮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努力做一件事的氛围。他甚至在旧专业和新事业之间找到了共通之处:“画画是在白纸上创造幻象,电影是把你放到镜头的环境中去制造一个既梦幻又真实的世界。”他庆幸自己入行之初遇到管虎与姜文。“如果一开始让我拍多尔衮的,我可能不会做演员了。”

嘉年华

嘉年华

“没有大红大紫过有什么可膨胀的”

转行多年,耿乐很少提起画笔,但也跨界做过一些展览。

比如在深圳,他做过一个叫《五百个画架》的作品。他让人将500个画架拆成木条,拼成地板铺在展览馆门口。他的构思很简单:学生时代每天面对的是形而上的画架,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画架是木头,做成地板踩在脚底高低不平、不被人注意,但这是通往艺术的必经之路。

耿乐说,这23年什么戏都拍了,拍烂戏时片酬只是账户上的一个数字,拍好戏时才觉得有了“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愉悦感”。时至今日,耿乐在娱乐圈的朋友数量非常有限,更多时候他发现能无障碍聊天的还是之前在美院的同学。耿乐脸盲,忘性大,过段时间不记得见过谁。也有社交恐惧,一度夸张到“为了消除紧张感而讨好陌生人”。比如坐在出租车上,他总想找话题和司机聊,可聊的话题又不是自己想说的,“好像在演一个陌生的我跟司机说话。”他学不来“来事儿”的成人社交,但对为数不多的朋友总能出赤诚。比如他陪梅婷看过恐怖片;比如他会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李樯夸过他的包好看,成为朋友后把包送给了对方;比如他会说闫妮在感情上很傻,一般人点到为止会打住,但他是想把人骂醒。

李樯认为耿乐与世无争,但当这不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产生副作用。“这可能会使他丧失很多表达自己独见解的机会。他内心非常恭卑,这会使人误解他的丰富性。”李樯说。相识多年,他们鲜有分歧,最大的不同是李樯觉得耿乐“过度散淡”,“艺术还是需要一点好胜心的。”

但耿乐天生是那温吞的人。他说自己对任何事物都缺乏“不疯魔不成活”的痴迷劲儿,最开始考美院时他最心仪的专业是壁画系,因为“想做和大众交流有关的艺术”。当初如果管虎的副导演没有找到他,他现在更可能在做与应用设计有关的工作。他说不会去做太热闹的事,但也不会是一个苦行僧一样的艺术家。

“活的年头越长我越相信‘人类一思考,上帝发笑’。人类理性思考的结果是告诉你不用想。我一直以来也是秉承着不设计、不期待的原则,把当下过好,尽人事听天命。人生嘛,你设计他干嘛呢?谁又能设计得过命运呢?”

2011年,耿乐皈依藏传佛教。他相信佛家的智慧:不要对人间的名利幻象有太多的反应,跟着它走好。十几年前那因“没有好剧本”而无戏可演的纠结,逐渐变成40岁以后的释怀。他知道自己的位置,自嘲“没有大红大紫过有什么可膨胀的”,也知道在很多观众心目中自己已经缺席多年。“我都消失那么长时间了,还怕再消失吗?我都不怕了,该焦虑的都焦虑完了。”

10年前,耿乐和美院附中的同学一起办过一个名为《出口/入口》的艺术展。他的作品叫《相》。他将几百个五官石膏像随机贴在一面墙上,又将自己影视作品中的面部写重新剪辑,投射在五官墙上。前者是他20岁之前的青春,后者是他20岁以后的生活——开幻灯前,五官浮雕清晰可见,开幻灯后,真实可触的五官却又被电影中虚幻的像取代了。

“能摸得到的东西,看的时候却是没有的,你以为是真的,其实是虚幻的,把灯一关什么都看不见了。”耿乐说这个作品灵感来自《金刚经》,书上说得很简单,八个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感谢实习记者吴媛博协助整理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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