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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 一名华裔学生的“总理梦”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李梓

美国时间2016年11月9日,位于纽约第11大道的贾维茨中心人山人海,激情昂扬的人们聚集在这座由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大型会展中心内,希望能亲眼见证第一位美国女总统的诞生。

20岁的谢思鹏下午刚从费城赶回华盛顿。在选举日之前的两周,他和希拉里竞选总部的同事们被悉数下派到各州做最后的努力。大局基本已定,大家最重要的任务是挨家挨户地敲门,提醒希拉里的支持者在选举日这天务必前往投票站投下宝贵的一票。大家都很拼,有消息称,这支遍布各地的队伍曾在一天内敲开了200万个家庭的大门。而今晚,一切即将尘埃落定。

大厅中央有一块大屏实时直播CNN的选举实况,竞选团队被安排坐在主舞台的两侧,谢思鹏穿着印有“Hillary for president 2016”logo的蓝色T恤,旁边的两个姑娘则穿印着“Nasty Woman”logo的粉色T恤,这句朗普对希拉里的“辱骂”之语如今成了希拉里女性支持者引以为傲的自封。如果不出意外,希拉里将在这里宣告自己的当选。

场内气氛热烈,团队有选择地播放着当红女星演唱的歌曲,但庆祝派对(victory party)的感觉稍晚便像破了洞的气球,一张新闻记录下了转折一刻人们复杂的心情。快门按下的刹那,希拉里刚以微弱优势赢得了弗吉尼亚州,这个位于华盛顿旁边、拥有13张选举人票的州向来是民主党的票仓,但这次却意外险胜,而大屏幕上同步更新的其他州的投票情况也开始出现不利的迹象,与此前数月的民调预测正在背道而驰。在这张被命名为“cheers and tears”的照片中,处于画面中央的谢思鹏高举双臂既是庆贺也是鼓劲,但身边几个在技术组的实习生却难掩错愕,有的双臂交握眉头紧锁,有的双手扶头一脸无助。

复杂的心情没能持续太久,情绪的天平很快倒向了悲观的一侧,万人场馆的氛围开始变得凝重,接连丢失了拥有29票的弗罗里达州和20票的宾夕法尼亚州,希拉里在盘面上已基本无缘第45任美国总统。事后,很多美国媒体不约而同地选用了同一张照片来表达希拉里支持者的心情,照片里谢思鹏两眼放空,视线向前方涣散,而他右手边的那几位技术组的姑娘早已哭作一团。

这是谢思鹏离开加拿大来到美国华盛顿的第一年,这段被他形容为做梦一般的助选经历,因为这样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结果,在失落之余却意外地加深了这位志在从政的华裔学生对政治的理解。

Hillary Clinton

灰线

二十岁甚至更小的年纪,并非出身于政治世家,为何会对政治如此感兴趣,并早早立下从政的目标,这个看似有些困难的问题往往可以在政客自传中找到一些线索,而不同机缘下唯一确定的是那条决定他们选择的灰线往往埋得悠长而深远,那些引领他们走上政治道路的触角往往发生于不经意间,又在不经意间点连成线,线汇成路,推人一往无前。

谢思鹏出生在广州,9岁那年跟父母和双胞胎姐姐移民加拿大前,他是那典型的好学生,升旗仪式时全校学生都摆好小板凳坐在操场上,他经常是站在台上发言的那一个。为了让孩子们得到更好的教育,2005年,博士毕业、在国内做建筑工程师的父亲通过技术移民,带着一家人远赴加拿大,在最南端的白石镇安了家。白石镇靠近温哥华,人口只有温哥华的百分之一。

那时,在国内读到四年级的谢思鹏和姐姐的英语水平还停留在ABC阶段,父亲虽是高学历,可是英语口语一般,母亲的口语也不行,一家人在异乡举目无亲,最初的安家并不顺利。作为家里的经济支柱,父亲的压力很大。加拿大的建筑多为木质结构,国内的工作经验并无用武之地,在那个年代,国内的学历在加拿大也不被认可,一时无法靠专业找到工作的父亲为了养家,只能暂时选择去工地搬砖。残酷的生活逼着父亲做出艰难的选择,两个月后的一个夜晚,谢思鹏至今印象深刻,“那天晚上我已经要睡了,下班回来的爸爸抱着我说,‘儿子,不是爸爸不爱你,真的是在这里干不下去,爸爸也老了,四十多岁真的搬不动砖了。’”自那以后,父亲回国干老本行,挣的钱寄给母亲养家,母亲独自带着一对儿女在加拿大生活,一家人一年才能见上一面。

“有一段时间我们家里别穷,妈妈英语不好,做不了服务业,只能去华人餐馆里洗碗,一个小时可能挣8块钱加币,大概人民币56元,晚上回来打包一些餐厅没完的食物回来。”像谢思鹏家这情况在当地的华人家庭其实很普遍,“用妈妈的话说,其实我们这一家是一代中国人的缩影。”

那时的谢思鹏还是会有些不忿,“政府如果当时是看中我爸爸的工程师职称和博士学历,那为什么来了以后又不认,如果你不欢迎我们来,当初为什么要批准。”虽然年纪还小,但那可能是他第一次觉察到不恰当的政策可能会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一旦觉察到了他想要去改变,他开始积极地了解和参与相关的政治活动。

他读高一的时候,加拿大国会里的五个主要党派联合在一起举办了一场活动,活动邀请了全国两百多名青少年来到渥太华,通过带领他们在国会参观、与国会议员会见等,旨在提高他们的参政意识,谢思鹏是其中一个。那次活动不仅让他认识了很多同样对政治颇有兴趣的同龄人,近距离地体验和交流也让他进一步明晰了自己从政的想法。那次难忘的旅程回来,16岁的他顺利加入了加拿大自由党,“这是一个中间偏左的党派,是目前加拿大的执政党。”每个月选区的党组织都会至少组织一次党员讨论会,主要是针对本地及国家面临的各问题各抒己见,作为年龄最小的成员,谢思鹏将此视为难得的学习机会。

而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将政治萌芽付诸行动还是在一年后的高二下学期。事情的诱因是一次大规模的教师罢工,罢工的原因是当地教师认为这届省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不够,对教师工资的削减力度很大,很多承诺的福利待遇都未能兑现。从9岁移民至今,这是他遭遇的第三次大的教师罢工事件,之前最长的一次持续了三个月之久。教师罢工了,学生只能在家自学,小的时候会觉得多出来的时间可以在家玩,大了以后,谢思鹏意识到这背后的问题,“(罢课)最短的可能是下午3点上完课,学校所有的活动都不能参加了,如果你之后有体育课或者辩论课,都会统统取消。” 那时他正处于申请美国大学的关键时段,“我开始觉得这些政策和自己密切相关,感觉像唤醒了我的什么东西一样。”

他和一位同学一同起草了一封两千余字的信,并最终收集到了500个学生的签名,为了将信送到分管省教育的教育厅长和省长手中,他又召集了50位同学组成抗议队伍,由一个学生领跑,其他人骑单车,领跑的累了再依次更换,从学校出发行进45公里到达省府,最终这封信交到了教育厅长的手中。“这件事引起了很多当地媒体的报道,虽然最终没能改变什么,但那次经历让我深刻地意识到了一件事情,与其等着改变,不如自己做点什么。从那以后,我下定决心申请美国跟国际关系、政治密切相关的专业。”

2015年,因为优异的成绩和丰富的相关经历,他如愿以偿地被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录取,这座坐落在白宫西北面三公里左右的学校素有“政客乐园”、“外交官摇篮”之称,很多老师都是白宫的政府要员或前任高官,是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的金字招牌。从加拿大白石镇来到世界政治中心之一的华盛顿,谢思鹏知道他人生的序幕正在拉开。

Hillary Campaign

数字游戏

作为身在华府的外交专业学生,边上课边在国会实习是件普遍的事情,在学校的学习主要偏学术和政策,而真正进入政治环境需要浸润式体验,二者互为补充互不可少。在教授的推荐下,从大一开始,谢思鹏获得了在美国国会实习的机会,每周二和周四他上满两整天课,周一、周三、周五去国会实习。谢思鹏服务的参议员在国会外交委员会中主要负责欧洲的项目,整个办公室有20个工作人员,同期有五位实习生分属不同方向,包括教育、军事、医疗等领域,谢思鹏是外交方向唯一的实习生。

谢思鹏在实习中的主要任务是帮参议员准备各场合需要的资料,工作任务常常突然而至。一次,下午5点快要下班的时候,办公室接到一个紧急通知,参议员要在次日参访乌克兰并在其国会发表演讲。通知一到,办公室瞬间高速运转开来,参议员办公室需要准备详细的资料作为背景补充,大到美国对乌的各项最新政策,小到要会见官员女儿的小名,其高中足球队是否又赢了比赛,等等。有资料的在网上搜索,没有的需要电询乌克兰办公室的相关专家,三四十页的资料要在五个小时内整理完成。那晚,办公室里大部分人都相继下班,最后只剩下他、参议员的幕僚长和三个外交口的工作人员,“当时实在累去卫生间,定一个两分钟的闹钟眯一下,然后马上回来继续。”因为工作态度好、效率高,幕僚长在后来应邀加入希拉里竞选团队时为谢思鹏争取到了一个宝贵的实习机会。

虽然之前早有在加、美两国国会的实习经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近距离窥探政坛一线,但是这八个月在竞选团队的征程却带给他一个截然不同的观察视角。在竞选时往往埋着头向前冲,反而是竞选结束后的这大半年让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回味,比如之前一些在他看来颇为“讽刺”的地方,他也渐渐摸索到了背后的蛛丝马迹。

比如说希拉里团队是公认的美国有史以来规格最高、最有组织性、经验最丰富、经费最充足的竞选团队,同时,在一些关键的摇摆州,比如弗罗里达州,希拉里团队从2015年初宣告竞选总统起,已经在那里积极投入竞选活动,而相比之下朗普的团队直到竞选前两天才入驻,最终希拉里还是输给了朗普。虽然关于希拉里失利的原因,各方均有分析,但在谢思鹏看来,那些原因可能都有道理,但关键的问题可能除了运气之外,还因为时代变了,选你的人变了。

他回忆起大选前一天希拉里团队在宾夕法尼亚州组织的最后一次拉票活动,那场活动在费城市中心举办,不仅费城市长、希拉里和克林顿夫妇,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和夫人米歇尔也亲临助阵,“相当于美国的前任总统、现任总统和很有可能的未来总统齐聚一台”,这场活动最终吸引了三万人亲临现场。一开始还很热烈,但在现场负责组织秩序的谢思鹏很快发现情况有些不对。

“开始是有人皱着眉头,渐渐开始大吵大闹地抗议。”谢思鹏赶紧迎上去了解情况,“当时是11月份,天气挺冷的,他们可能想象中是可以跟希拉里握手的,有的人甚至为此排了12小时队,但最后能隔着三四百米看清大屏幕上的希拉里不错了,他们很不满,觉得这么辛苦来一趟无非是换了一个地方看电视。”一些抗议者向他抱怨说,“经过这次活动,不会投希拉里了,因为她真的很傲慢。”

当时谢思鹏并不以为然,他把这归结为组织活动不可能让人人满意,但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察到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传统竞选思路的式微。“希拉里是按照很传统的方式来的,她在竞选前这个关键的夜晚决定举行一个路演,希望让更多人了解自己,但是人们如果想要听你说什么话,在电视上看多好,我来是为了和你有亲密的接触。朗普没有搞这么大型的路演,他都是采取推式做法。”在他看来,这是传统和非传统竞选方式的区别之一,“很多人觉得朗普不按常理出牌,但是起码有一点他是看清楚了,他看到了美国的这变化。”

很多对竞选的分析都提到虽然朗普的一些政策主张看似出格,却巧妙地迎合了部分低收入人群的需求,而这部分人成为了决定选举最终结果的关键力量,“美国的经济不景气,比如俄亥俄州有很多人失业,朗普说要把所有的墨西哥人都赶出去,让美国人重新获得工作。所以这些美国人投朗普,可能并不是因为觉得朗普的外交政策会更好,或者朗普比希拉里人更好,而是只要他上台后我每个月能比上个月多挣50块钱,那我选你,即便这意味着叙利亚在打仗,欧盟要和美国决裂,整个国际形势搞得别不好。”

这让他在思考未来的从政之路更加实际,他意识到竞选实际上是一场数字游戏。“因为我最后还是会回到加拿大去从政,所以以加拿大为例,加拿大是议会制,总理不是直接选的,国会有338个议员,多数党的党魁当总理,所有的议员当部长,所以在加拿大,选民没有选谁当总理的直接决定权,你能决定的是谁当你的国会议员。”他细致地做了一番演算,“加拿大是每10万个人1个国会议员,一般情况下10万人投票率是60%,所以会有6万人投票,如果有3个党派参加竞选,只要拿到40%基本上可以稳赢了。那么6万的40%是2.4万,我只要达到2.4万张票可以当国会议员。那么这些票从哪来?你可以说你的政治主张是世界和平,但是大家不一定会因为这个选你,如果你想要有机会实现你世界和平的愿望,你必须先拿到足够的选票。”

谢思鹏认为,这是在学校很难意识到的,他读的这所以政治专业闻名的学校一学年的学费高达8万美金,“你如果在美国大学里面念,你不会懂在加拿大或者美国拿着最低工资的人的想法,但是这些都是投你的人。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现在大家看朗普,觉得他做得不好,是你觉得他做得不好而已。但实际上,你要负责的是选你的人。”

不想当总理,为什么要从政

从决定要走从政的道路起,谢思鹏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加拿大总理”,第一次听到儿子正式谈论对未来的打算,母亲试探地问了句,“当个市长不挺好么?” 20岁的谢思鹏应道,“我的梦想是当总理啊,不然为什么要从政呢?”

他承认这可能部分源自加拿大文化给他的影响,“在加拿大,有人问你长大想要做什么,如果你想从政,大多数人会回答我想要做总统或者总理,可如果你说我想做一个参议员,他们会觉得奇怪,因为大家会觉得一个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如果现在问你的目标是什么,你说是市长的话,那你以后很可能连市长都做不到。”

他把自信视为自己最优秀的品质,他知道这在很多人眼里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也经常会觉得也许我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一般能从政的人和我的条件也差不多,能从政的人也是从一个很好的外交学院毕业,他也是懂很多语言,对加拿大很了解,热爱加拿大……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不会成功,但既然成功的人和我有同样的条件,那为什么不是我呢?”

事实上,在谢思鹏读的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每年招收的300名学生中,华裔只能占到十二三个,“其实一个原因是这并非华人青睐的专业,听起来很高大上,但找不到好工作,如果你到我们学校商学院、医学院看,你会发现很多中国人。”

谢思鹏认为在北美文化影响下,人们偏爱的还是underdog(处于弱势的一方),“以这次总统竞选为例,双方都是尽力把自己包装成underdog,比如有人说朗普是underdog,因为希拉里是第一夫人,而朗普没有任何政治资本,也有人觉得希拉里是underdog,因为朗普出生于一个极为富裕的商人家庭。”

华裔在海外从政并不少见,既有八岁随父母从台湾移民美国、后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进入内阁的现任美国交通部部长赵小兰,又有移民家庭的第三代,出生在美国西雅图,曾任华盛顿州州长、商务部部长、美国驻华大使等职的骆家辉。据谢思鹏介绍,加拿大的第一任华裔议员或许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

“这些前辈多半要么是很早移民过来的,要么是混血儿,或者是从香港、台湾过来的,具备语言优势,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大多数华人刚来到异乡,会觉得我语言还没过关怎么去玩政治,况且他们那一代华人移民还是比较少,他们得到的支持也是很少的。”

谢思鹏觉得自己未来如果真的走上从政的道路,可能会跟以前的“华裔政界前辈”有很大的不同,“以前很多华人移民为了融入当地的主流文化会选择将自己原有的文化给抛弃掉,有背水一战的感觉,但我们这一代移民中英文都能说得很好,虽然我们会视自己是加拿大人,但大家很喜欢中国,也对中国有很强的认同感。”谢思鹏认为整个大的环境都在改变,他这一代华裔也成长起来, “可能一些华裔议员是在谦虚,不会主动去说自己要当总理,但起码我是想做的,而且我也不害怕说出来。”

对于21岁的谢思鹏而言,距离从政的黄金年龄30岁还有数年时间,这段时间他还需要做出很多重要的选择。谢思鹏为自己规划的是竞选入阁,这条路线不同于公务员,只要资历足够好,能获得选区足够的选民支持,能直接入阁。谢思鹏筹划着毕业以后需要先有一番自己的事业,要么加入世界银行,要么去创业,“你需要做出一些改变来证明自己。”

彷徨的时候也有,但大抵与华裔的身份无甚关系。年轻的他也会有不自信的时候,比如自己是否真的适合从政,未来会遇到多大的挫折,选民是否能接受他。这条道路注定坎坷,但他说屏蔽玻璃心的力量部分来自身边的支持和努力得到的回馈。

一位已经退休的加拿大省议员给了他很大的鼓舞,“他跟我说加拿大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多元的社会,比如现任的加拿大移民部部长,是13岁时以难民身份从索马里来到加拿大,全靠个人奋斗逐渐走出来,在40岁的时候成功当上了加拿大移民部部长。他告诉我,如果你以后想当总理,一定是走一条与他人不同的路。”

这个假期,谢思鹏和家人相约在以色列度过了两周的时光,这是他策划的旅行,之所以选择以色列是因为上学期一门关于90年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历史的课程,这门由曾参与处理巴以事务的白宫前高官讲授的课程吊足了他的胃口。旅行的费用是他提前打工赚到的,这也成为他继加纳、乌干达、摩洛哥之后踏足的第21个国家。

旅程归来,他在朋友的介绍下又赶赴首尔一家培训机构做英语老师,教授SAT,这是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大学入学资格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每周五天、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可以给他带来5000美金的月收入。父亲快要退休了,他说这笔的收入可以减轻一些父亲的负担,“至少下学期的生活费有着落了,”他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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