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栏目
首页人物 • 正文

温故 | 素季的国度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何柳青

本文发表于2012年2月

1

2011年11月底的一个下午,昂山素季站在自家庭院里,一场茶聚临近结束,仍不断有年轻人过来和她谈话或者合影。她依旧头戴鲜花,向每一个人微笑。这次是两朵黄玫瑰,照例是从庭院草坪中采摘的。她66岁了,身形保持得极好,因为化了淡妆,脸上原有的一点点阴影也消失不见,只有深陷的眼眶提示着她的年龄——然而她的眼睛又是明亮的,当她看着你时,你能感受到目光的力量。

阳光刚刚好,茵雅湖上吹来小风,草坪边有张桌子,上面摆着菠萝汁和各式甜点,有人先离开了,剩下的人三五成群地继续聊天。“那是缅甸现在最红的歌手,”昂山素季的朋友U Htin Kyaw远远地指着一个女孩告诉我,“那边,是本地很有名的一个电影演员。”

不知此景是否让昂山素季想起牛津的夏末野餐,在离开英国23年以后,这并非常见的场合。仅仅在一年多以前,这还是一块外人不得踏足的禁地,而当时处于软禁中的昂山素季,仍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敏感词。有一段时间,军政府甚至不允许人民说出“素季”这个名字,于是人民改口尊称她为“夫人”。“两年前,这些明星不可能来见她,”这次聚会的组织者Myo Yan Naung Thein说,“他们只能在心中默默地支持。但现在不同了,人们迫不及待地要表现出他们对夫人的支持。”

“你觉得他们是真心的吗?”我问。

“我知道他们是真心的,正如他们以前是真心害怕一样。你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来,那眼神和他们见到丹瑞大将时的生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把夫人团团围住,然后拼命鼓掌,即便是现在的新总统,也得不到这样的待遇。”

昂山素季

2

我们是乘出租车前往“夫人”住处的,出发前,一位华人朋友建议我们离开酒店后再打车,我们也觉得有必要防止“眼线”——出于切身的体验,中国人乃至华人好像对“解冻”这类的事情总是抱有更多的谨慎。上车后,我对司机说“昂山素季家”,他应了声“OK”,踩油门出发。在缅甸,每个的哥都知道昂山素季位于茵雅湖南岸的家,虽然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被告知经过这里时不得减速、不得张望。15分钟后,我们到达大学道54号,司机猛打方向盘,拐出一个巨大U形后停在目的地门口——以前,掉头在这里也是明令禁止的。

2010年11月,缅甸举行了20年来首次全国大选,选后一周,政府释放了昂山素季;2011年3月,国家权力移交给议会任命的文官政府,统治缅甸多年的丹瑞将军退居幕后。总统吴登盛上台之初宣布将要推行民主,但动作寥寥,“于是我们都很悲观,”缅甸一家新闻周报的主编U Thiha Saw说,“然后到了8月19日,总统突然会见了昂山素季,这让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发生了什么?”

这次会面成为缅甸的U形拐点,自此以后,作为走向和解的象征之一,昂山素季的名字不再是一个禁忌,她的头像开始出现在媒体头版和大街小巷,官方媒体对她和NLD(全国民主联盟,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派政党)持续20年的攻击也偃旗息鼓。

“报纸注册与检查司”仍然存在,所有报纸在付印前仍须将版面大样交由他们审查,但审查标准却大大放宽了。U Thiha Saw的报纸翻译了著名缅裔学者吴丹敏(Thant Myint-U)在海外“流亡媒体”谈缅甸改革的对话录,居然得以全文发表,“审查部门只改了几个小地方,其中一个要求是将‘政治犯’改成‘良心犯’,另一处则是将‘军事独裁统治’改成‘独裁统治’。”

化的报章呼吁继续改革,甚至呼吁释放更多的政治犯,“只要他们是从‘为了国家好’这样的基调来谈这件事,那么可以发表。”不止一个记者这样告诉我。

“媒体也在不断地试水,看看底线到底在哪里。”一位资深媒体人说,“有媒体不送审发表一些,然后得到停刊两期之类的小惩罚。”

2012年1月,吴登盛首次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改革是基于人民的愿望,”他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人民希望国家保持和平稳定,实现经济发展。”

而在仰光,不少人相信改革与阿拉伯世界的变局有关。“丹瑞将军不希望看到两情况,”人权活动家Myo Yan Naung Thein说,“第一情况,继任者也是独裁者,这样他会忌惮前任影响力并伺机清算;第二情况,被革命推翻。两情况都会威胁到他的性命。”

在吴丹敏看来,缅甸政改的动因有二:其一是在新的政治体制里,总统、议会、地方政府、军队等机构分享权力,每一方都设法寻求变化,这给了社会更多空间;其二是总统及其他有改革思维官员的决心,他们相信,缅甸的现状难以为继,必须找到新的方向。

昂山素季家中,三名志愿工作人员,他们都曾是政治犯

3

在官方英文报纸The Myanmar Times(缅甸时报)的编辑部里,我见到了一份从审查部门送回来的大样,那是名为《Hope Rules》(或可译作“希望引领人民”)的大选一周年刊,回顾了缅甸社会的各变化。压题照片被划上了一个红叉,一位编辑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用了民众抗议的照片。”而一篇名为《为什么缅甸改革会令越南心焦》的评论则被直接拿掉,“大概是担心影响两国关系吧……”编辑猜测。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一整版的重头《缅甸:过去、现在和未来》,事实上,这里只有一处改动:五张配图(从左到右依次是昂山将军、奈温将军、丹瑞将军、吴登盛、昂山素季)最右边的那张上面打了个红叉——看起来,他们并不认为昂山素季代表着“未来”,虽然他们承认素季的父亲昂山将军创造了“过去”。

1941年,26岁的学生运动领袖昂山带领包括奈温在内的所谓“三十志士”出国接受日军培训,冀望在缅甸发起暴动以推翻英国殖民统治,这“三十志士”便是日后缅甸独立军的核心。后来日军进入缅甸,缅甸人发现日人统治比英人更残暴,将士们遂又转向联英抗日,“(当初联日)并非因为我们有赞成法西斯的倾向,而是因为我们的愚直失策和小资产阶级的胆怯。”昂山后来承认。

“二战”结束后的1947年年初,经过谈判,昂山与英国首相签订了保证缅甸在一年内完全独立的“昂山-艾德礼协定”。同年4月,昂山出任临时政府总理,但3个月后,他与6名阁僚在仰光被暗杀,时年32岁,留下两个儿子和两岁的女儿素季。

昂山可谓缅甸国父,又是缅甸军队的创立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缅甸军政府把他视作一个爱国主义的图腾,仰光最大的、最重要的街道和最大的体育场都以他命名,在爱国教育和宣传下,昂山将军几乎受到所有人的爱戴——而当他那支持民主自由的女儿回国后,这一点便成了军政府的大麻烦。

1947年,两岁的昂山素季(中)和父母与两个哥哥合影

4

或许是因为对父亲所创军队的感情,又或许因为在海外生活了太长时间,早期的昂山素季把爱国主义放在了自由主义前面,在她作于1980年代前期的《Let’s visit Burma》(后结集出版改名为《吾国与吾民》)中,她回避了内战问题,把克钦、克伦、掸邦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单单描绘成富有魅力的神秘所在,她也避免在中直接批评奈温的独裁,“在军政府的统治下,缅甸成为BSSP(社会主义纲领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他政党都被取缔,限制民众政治自由的举措是出于维护政府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

1962年3月2日,奈温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文官政府。奈温早年随昂山接受日本军部培训时即养成了对政党政治的厌恶,他解散了议会,宣布要建立“缅甸式的社会主义”,这一意识形态自称融合了马列主义、佛教和缅甸传统,实际上把缅甸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执政后这位将军的喜怒无常令人印象深刻,1970年代他曾突然宣布:所有的车辆必须靠右行驶(缅甸曾是英国殖民地,之前遵循靠左行驶原则)。于是时至今日人们仍会在仰光街头看到这般怪现状:司机在右边驾驶着各日80后之窗废车,纷纷靠马路右侧行驶。

不过真正把缅甸拖入深渊的是奈温灾难性的国有化及锁国政策,很多企业和银行(包括中国银行)被无条件收归国有,大量国外的教育、交流机构被驱逐出境,缅甸错过了世界经济起飞的六七十年代,到1980年代后期,已由“东南亚的明珠”落入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之列,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细节是,在1960年代之前,从西方前往新加坡或者曼谷,须经由仰光转机,而现在,情况反过来了。

1988年4月2日,接到母亲病重的电话后,昂山素季经由曼谷飞抵仰光。这是她1960年以来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国,过去的28年里,她求学于新德里,在牛津取得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学士学位,短暂任职于纽约联合国总部和不丹外交部。1972年,她与英国学者。藏学专家迈克•阿里斯结婚,此后多数时间她与丈夫生活在牛津,吴丹敏在一本书里回顾了1984年春天拜访素季一家的情形,“天气很好很暖和,他们家砖砌的花园里开满了鲜花,我们聊牛津最近上映的电影,迈克悠闲地吸着烟斗,两个孩子在屋里玩耍。素季讲话彬彬有礼,甚至带着点学究气,她鼓励我来英格兰读博士学位,鼓励我也一起来研究缅甸历史。”如果说那时昂山素季希望为祖国做点什么的话,除了研究缅甸历史和文学,无外乎为它建一座图书馆,或者推动一项交换学习项目等等。

但这一年发生的学生运动改变了所有人的轨迹。

6月底,知道母亲将不久于人世,昂山素季决定回到大学道54号的家中,陪母亲度过最后的日子,阿里斯和两个儿子也从英国赶来,陪她最后一程。因为要照顾母亲,昂山素季始终和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保持着距离,但这并不能阻止学生、记者、律师、艺术家以及被奈温罢黜的改革派军官络绎不绝地前往拜访,他们希望国父的女儿能够站出来领导缅甸的民主运动。

仰光大学道54号,昂山素季住宅,她曾多年被软禁于此

5

大学道54号外面的围墙、铁丝网和铁门都有明显翻新的痕迹,我敲响铁门,对着一扇小窗报出名字。门开了,3个看上去有些腼腆的中年男人把我迎到候客区。旁边台阶上,一只拴住的小猎犬好奇地看着我这陌生人,我认出了这只“全缅甸的狗儿”——2010年11月昂山素季获释时,小儿子金送给她的礼物。

院落不算小,进门左侧是几片被鲜花环绕的草坪,再过去是一栋两层的白色小楼,看上去有些陈旧,和仰光市区那些“摆在拉法加广场也不显突兀”(Lonely Planet语)的殖民时期建筑相比,更加缺乏色。那正是23年前民主运动的精神中枢,也是后来昂山素季被软禁或者半软禁二十多年的地方。

1988年那个夏天,奈温警告游行的民众:“如果军队开枪,他们一定会击中目标。不会有朝天鸣枪。”8月8日,后来在缅甸人的口述史上被记载为“8-8-88”的日子,军队果真向游行人群开枪,数千人被杀,举世震惊。

“当我最初下决心参加民主运动时,更多的是出于责任感,”昂山素季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但同时,我的这责任感和我对父亲的爱密不可分。”8月26日,仰光大金塔前的广场上,昂山素季发表了她的第一次演讲,“我们需要第二次独立斗争。”她宣布。一个月后,她联合其他几位支持民主的军官成立了全国民主联盟(NLD),并开始在缅甸全国发表演讲,倡导公民不合作,呼吁人民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1989年4月,昂山素季来到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的德努漂(Danubyu),她和支持者要在这里争取民众,以非暴力抗争继续挑战军政府底线。“我不认为自己是甘地式或者佛教徒式的政治家,当然,我是个佛教徒……但我反对暴力的主要原因是,它会形成仰仗武力改变政局的不良传统。”

一队士兵拦住了他们,领队的士官警告他们:“不许再前进了。”

“让我们过去。”面对来复枪,昂山素季回答,她继续向前。士官再次警告:“再往前我们开枪了。”昂山素季没有停下脚步,在这时,一个更高级别的士官赶到,下令不得开枪。

这一次,勇气赢了。

“或许她希望着,这样的事情会在全国不断发生,‘第二次独立斗争’也会这样展开,经过和平与坚定的抗争,NLD终会取胜,军队终会奇迹般地退让。” 吴丹敏写道,“悲哀的是,这样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

1989年7月20日,昂山素季被军政府软禁,NLD核心成员也多被逮捕。1990年,军政府同意举行大选,以为可以轻松获胜来获得执政合法性,结果却是NLD赢得了485个议席中的392个,他们甚至拿下了军队人口占多数的仰光Dagon区。显而易见,不少士兵和他们的家属把选票投给了反对党。

但是军政府拒不承认大选结果,“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能以和平和稳定的方式治理国家的组织。一个国家不像蔬菜那样便宜,我们不能交权。”丹瑞大将说。

因为被切断了和外界的联系方式,昂山素季通过BBC广播才知道NLD赢得大选及军政府拒绝交权。她在一楼墙壁上贴满了甘地、尼赫鲁以及她父亲的语录以示抗议,负责守卫的士兵看到了笑一笑,并不说话——他们被禁止和昂山素季“谈论政治”——但昂山素季会不停地跟他们说话,朝他们微笑,询问他们家庭的情况,跟他们开开玩笑,而对他们来说,一旦跟昂山素季说话,要被替换掉。结果是,没有一个守卫能在大学道54号干得长久。

1991年,软禁中的昂山素季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暴力是它自己最难缠的敌人,不惧则是和它对抗最厉害的武器。为什么昂山素季能像甘地和她父亲一样成为人人折服的象征?她那令人感动的勇气是一个重要因素。”诺奖委员会主席在致辞中说。

昂山素季的家中悬挂着父亲昂山将军的巨幅画像

6

见到昂山素季前,我在仰光采访了不少当地的学者、媒体人和NGO负责人,对于眼下的变革,他们纷纷给出谨慎的评价,可是往往难掩兴奋,“哪怕是在一年前,我都没法接受你的采访,”几乎每个人都会笑着说句类似这样的话。

2011年年初缅甸议会开幕的时候(21年来的头一次),659名议员被领入新首都内比都宝塔状的议会建筑,一连几星期不得外出,不得使用手机和电邮,记者也不得去内比都采访。但是到了8月份,议会第二次会议开幕时,他们开始邀请国内外媒体。“本以为它是个橡皮图章,” U Thiha Saw说,“军方拥有议会25%的固定议席,我们去之前以为会有军队高层代表,结果发现多数都是年轻的军官,微笑着坐在那里,很少参与讨论,我觉得他们在那里只是为了维持宪法,因为要修宪,你必须有75%以上的议员同意……但其他非军方议员讨论得非常热烈,我记得有一次能源部长面对质询时说,我们在缅北有足够的发电能力,所以才会向中国供电。立刻有两位来自密支那的议员站起来反驳他:你说的供电充足是什么意思?我们那边经常停电!”

“这时我们才注意到,这两位议员居然都来自执政党!” U Thiha Saw笑着说,“这是件好事,有一点真正议会的样子了。”

门似乎正在打开,哪怕只是一条缝,透进来的阳光已经够让人高兴和自豪了,这正是我的仰光印象,有好几天,我也被这乐观的情绪感染,直到遇上了Eaint。她是一个缅甸记者朋友的妻子,27岁,娃娃脸,我和她丈夫聊天时,她在一边听着。到了最后,她有点不好意思地问我:“你对政治犯感兴趣吗?”

“你认识他们吗?”我随口应了句。

“我有很多政治犯朋友,”她顿了一下,说,“其实我也是政治犯。”

很难形容当时的感觉,好像是这座城市一下子褪去了热带国家物产丰盈的迷惑性外衣。和佛教信众脸上永恒的无欲与满足,又好像是你潜入这座城市平静的水下,发现那里满是巨大而坚硬的礁石。2008年5月2日,飓风纳尔吉斯袭击了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这场百年来最大的自然灾害造成了约14万人死亡,而缅甸军政府却反应迟缓,在一周以后才开始小心翼翼地接受外部援助。那时刚毕业两年的Eaint去灾区采访,因为看到无人救援的场景,想办法联系到联合国一个办事处,请求他们“救救灾民”。这样,她成了政治犯,被判刑两年,一年多前才得以释放。

缅甸政府已经释放了数百名政治犯,2012年1月13日,缅甸政府又释放651名政治犯。《在缅甸寻找奥威尔》(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的作者Emma Larkin说,在仰光,你很容易找到这样的家庭:其父子母女兄弟姐妹里有人是政治犯。

有人问昂山素季——这位全世界最出名的政治犯,“你曾说过,当你第一次被软禁时,非常思念远在英格兰的丈夫和孩子,最终,你意识到这样做没有用,所以你停止了思念,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大多数政治犯都会这么做(停止思念),”昂山素季回答,“任何理性的人都清楚,为一件你根本没法掌握的事情苦痛是没有用的,全世界的政治犯都会告诉你这一点。”

缅甸民盟总部,大部分成员年纪都比较大,发展年轻人加入是其面临的任务之一

7

1989年8月,大学道54号已彻底与世隔绝,“我以为他们会关掉某个总开关,以切断我们的对外联系,结果没有,他们是直接拿着剪刀来我们家把电话线剪断并带走的,我们都觉得太逗了。”昂山素季说。

“人们总喜欢把事情戏剧化,对于那些被突然带走投入监狱的人,会比较震惊,但我只是继续在这座房子里过日子而已。”昂山素季说,自己和家人都是务实的人,不想把生活“变成”。

如果说软禁给昂山素季带来什么真正的变化,是她开始了自己的修行——在这个85%以上人口都是佛教徒的国家,很多政治犯选择以坐禅的方式度过漫长的狱中岁月。阿里斯带给她不少关于佛教的书籍,其中一本是上座部佛教大师班迪达西亚多(Sayadaw U Pandita)的《在此生》(In This Very Life),这本书对她影响颇大。“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有分析自己的习惯,修行强化了我的信念:坚持正确的事情。此外,修行的时候你必须通过发展觉知来控制你的思维,这觉知会进入你的日常生活。”

昂山素季承认自己的脾气不太好,缅甸一位老政治家Thakin Chit Maung的回忆佐证了这一点:“她有时会失去控制,做一些缅甸女人不应该做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开会,她看见会议室里挂着奈温将军的头像,变得非常生气,然后大声说:一个刽子手的头像不应该挂在这里。接着她跳上桌子,把画像扯掉了。要知道在座的每一位与会者都比她年长,我们都被她的行为惊呆了。”

“修行对我帮助很大,”她说,“我不像以前那样容易生气了。当然有时还会发怒,我受不了伪善的人。但当我生气时,我会觉知到这一点,然后我对自己说,我生气了,我生气了,于是我能把这情绪控制在一定程度以内。”

“我是一个尝试者,永不放弃试着成为更好的人。”与在缅甸出家的美国记者Alan Clements长谈时她曾说。“我把自己看作不断变化的过程的一部分,努力做到,而这一过程前后都连着因果。”

软禁期间,她每天4点半准时起床,禅修后听一会儿广播,接着做早操,然后按部班地洗澡、吃早饭、弹钢琴,整个白天她会用来阅读和做家务,期间穿插着收听BBC、VOA或者DVB(流亡媒体“缅甸民主之声”)的新闻,直到现在她都不看电视,“她说看电视时做不了别的,有罪恶感。”U Htin Kyaw告诉我。

当昂山素季用修行发展觉知的时候,在茵雅湖对岸,退休的奈温也在修行中寻找平静。李光耀在自传中记述了与奈温的几次见面:1994年,奈温状况不太好,看上去很憔悴,说自己在镇压了1988年的运动后精神颇受折磨,到了1997年,他的气色好了许多,他说,自己每天花很长的时间静默修炼,再不为任何事情操心,“将军们来问建议,他说,让他们走吧。”

2002年,奈温去世,官方媒体只字未提。

缅甸民盟总部,简陋得像路边不起眼的修车铺

8

软禁头一年,昂山素季和丈夫保持着通邮,阿里斯也会寄一些包裹给她,里面会有相关机构捐给昂山素季的物品,譬如《大英百科全书》等等。当这些包裹经过英国大使馆转往大学道54号时,军方会将其开包检查,并一一拍照,然后第二天的《劳动者日报》(官方报纸《缅甸新光报》的前身)会出现一篇讽刺昂山素季的:“瞧瞧,缅甸人民都还吃不饱饭,这个时髦的西方女人却在过着这奢侈腐化的生活!”

昂山素季开始拒收包裹和信件,“这是一抗议,”她后来解释说,“军政府认为让我通邮是一个恩惠,但那是我的权利,我不接受他们的任何恩惠。其次,我认为他们也无权软禁我一年以上。”

结果她被软禁了6年才重获自由。1995年,阿里斯和孩子们获准飞往仰光,一家人短暂团圆。也差不多是这一年,Alan Clements问起她,对于那些陷入苦难与绝望的人们,如何为他们注入正面的能量?“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最爱,我相信,人们应该让他(她)说出自己的感受,排遣悲伤情绪,但同时也应该鼓励他(她)重拾生活,而不是坐在那里哭泣。”她说。那时她大概不会想到,1995年的团聚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丈夫。

1999年,阿里斯被检查出癌症晚期,得知自己时日无多,他开始向缅甸政府申请签证,希望和妻子见最后一面,但屡遭拒绝。英国外交部试图从中斡旋,但缅甸政府不为所动,或许他们是担心阿里斯在仰光去世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或许他们是希望以此刺激昂山素季,让这个令他们头疼的女人主动离开自己的国家——但昂山素季决定留下,因为一旦离开,她再有可能被永久拒绝入境。在最后的日子里,她和阿里斯一直保持着通话,即使电话屡屡被掐断。

作家Rebecca Frayn最近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讲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当我见到迈克的双胞胎弟弟安东尼时,他告诉了我一件他从未对他人吐露的事情。他说,当素季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与迈克相见时,她穿上了他最喜爱颜色的衣服,在头上扎了一朵玫瑰花,去了英国大使馆。在那里她录制了一段告别的,她说,他对她的爱是她坚持下去的动力。这段后来被偷偷带出缅甸,等它到达牛津时,迈克已经在两天前去世了。”

见过昂山素季的一些人会产生疑问,她的内心是否太过坚硬?据说她的长子亚历山大对母亲牺牲家庭一直心存不满,而刻薄的批评者甚至嘲笑她一直在固执地坚持“民主圣战(democracy jihad)”。我也怀疑在她优雅的举止和人格魅力之后,隐藏着多少无法言说的遗憾和悲伤,但我又怀疑,也许我们的怀疑,仅仅是因为我们走不到她的层次,没有能力去理解她罢了。

我记得她曾谈到英国女作家乔治•爱略的小说《米德尔马契》,男主人公利德盖医生的婚姻是一出悲剧,“他对妻子感到失望,担心自己无法再好好爱她。我当时还很困惑,难道他不更应该担心妻子不爱他才是吗?……后来我理解了他,如果他不再爱自己的妻子,他被生活打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说,“我发现了慈爱(loving-kindness)的价值,只有敌意才会让你产生恐惧……我不会憎恨软禁我的人,如果你对别人总是抱有正面情感,那么他们伤害不了你,也吓不倒你。如果你对别人没有了爱,你是真的在受苦了。”

2011年11月25日,仰光昂山素季家中,一场茶聚结束后,仍然不断有年轻人过来和她交谈或者合影

9

NLD狭小的总部在仰光市区以北,两层楼,光线昏暗,看上去是一个修车铺的规模。U Hla Min,这儿的办公室主管、一个和善的老人家领着我参观了一层。

进门左侧是接待处,也是个小型吧台和“图书馆”,接着是楼梯,有门卫把守,高层多在楼上办公。右侧是纪念品中心,售印有昂山父女头像的杯子、T恤和徽章。往前是妇女中心、农民与童子军扶助中心和政治犯辅助中心,说是“中心”,不过是一到两张桌子而已,整个房间估计不超过150平米。再往前是几排桌椅,平时人们在这里吃饭,当需要召开发布会时它成了记者坐席。政治犯扶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为600名政治犯提供服务,每个月补助他们5000基亚,相当于四十多块钱,还为他们提供所需的食品、药品、书籍和衣物,由家属探监时带进去。

“经过军政府多年的打压,NLD剩下的都是些死硬派,大多数人年纪很大了,他们不明白,推动民主不能只靠空喊,而需要以议题为本(issue-based),”一位自称不是昂山素季粉丝的NGO负责人告诉我,“他们现在也在改变,包括昂山素季也越来越认识到,在政治之外公民社会可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当她了解得越多,她也会变得愈加务实。”

2011年11月18日,NLD宣布重新注册,这意味这个缅甸最大的(也几乎是唯一的)反对党重新加入政治进程。几天后,NLD又宣布昂山素季将参加议会补选,有人觉得她去竞选议员是自降身份,她说,“从政之人不应考虑个人荣辱得失。”

“补选有40-50个议席,即便NLD全部当选,也是议会的少数派,” U Thiha Saw说,“但他们可以联合议会内的改革派,成为推动改革的动力。”

“她能影响别人,她需要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合法的平台,小小的制度内的权力,和她巨大的影响力结合起来,那是原子弹。”Myo Yan Naung Thein说, “这是我生命里第一次看到光亮,我曾以为自己会终老于监狱,夫人也会在软禁中去世,不能为这个国家做任何事情。”

但缅甸的未来并不仅仅取决于政治改革,这个国家糟糕的银行系统、延续多年的两套汇率仍令投资者感到畏惧;少数民族地区的冲突和解看起来还是遥遥无期;中美印等国在这一地区的博弈,也都将影响它的转型进程——如果我们相信它已经上路的话。

10

仿佛是对外界批评的回应,NLD总部一层最里面唯一的小单间留给了年轻人。1980年出生的Nyi Nyi Min看上去比他的年龄更年轻,“发展年轻人进入NLD,重点是要驱散他们心中的恐惧,我会告诉他们,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你要创造你的生命,然后不带恐惧地死去。”

他和同屋的一位女孩子介绍说,在2007年以前,缅甸的年轻人上网也是聊天和娱乐,而当年僧侣革命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轻僧人,这也激活了缅甸的年轻网民。“以前,老一代民主派认为,那些拥护民主的年轻人不存在,但是2007年后,他们都浮现出来,”一位为国际媒体工作的老记者告诉我,“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希望一直都在。”如今缅甸网络普及率仍然很低,但网民数量增速极快,Eaint和自己的丈夫在Facebook上成立了一个新闻社,发布缅甸改革的相关讯息。“我们的稿子不用送审,”他们骄傲地说。

昂山素季刚被释放时,面对那些举着手机对她拍照的支持者,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下。她从未用过手机,有人让她和人在曼谷的小儿子金通话时,她都不敢确信这个小玩意儿真的可以把人与人连结起来,她甚至不知道应该对着哪里讲话。世界已经变化太多,2003年她第三次被软禁时,这个世界上不存在Twitter和Facebook,手机还不够普及,更没有发展成一个几乎无所不能的移动终端。而现在,互联网与互联网一代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或许也将包括缅甸。在许多场合,她都说,这一年来最高兴的事情之一是看到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运动中来。

她重新变得忙碌起来,和1995年首次被释放时一样,每天要见大量的人,参加各活动,整个下午用来读书已成奢望,但或许在某个不用忙碌的晚上,她会静静地坐在屋子里反观自己——也和1995年一样,“一切总在变幻,你也同时在躁动的外界和宁静的内心这两个世界里生活。”

其实她从未改变,她仍然相信自己所坚持的,相信非暴力的价值,相信爱与慈悲,相信精神的革命比政权的更迭更重要,她还是反复地说,和NLD同事受到的苦难比起来,她的遭遇根本算不上什么。

离开大学道54号时已是黄昏,经过门口时,小狗冲我吼了几声,一个人牵着它往两层小楼处走去,“到了夫人遛狗的时间了。”这时我才知道,那3个男人也都是政治犯,他们志愿在这里为昂山素季工作。

铁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1990年代中期,每周末的早晨,她都会踩在桌子上,出现在这扇铁门背后,向聚集于此的民众发表演说,或者回答他们的提问。那时缅甸的民主运动正处在低潮,更多的人忙着出国或者挣钱,有时参加集会的只有寥寥数百人,这其中还有不少是外国观光客,但她坚持了下来。

有一次Alan Clements很直率地问她:你是不是有点过时了?

昂山素季回答说:“谈论道德、对与错、爱与慈悲这些东西,如今被认为是过时的行为,不是吗?但说到底,这个世界是圆的,也许什么时候好多事情要重新来过,也许到那时,我又走在时代前面了。”

(参考资料:Alan Clements, “The Voice of Hope, Aung San Suu Kyi”; Justin Wintle, “Perfect Hostage”; Thant Myint-U, “The River of Lost Footsteps”; Kyaw Yin Hlaing, “Daw Aung San Suu Kyi: A Burmese Dissident Democrat”; Brook Lamer, “Land of Shadows”; 台译《翁山苏姬:来自缅甸的声音》)

80后最新新闻News

80后本地新闻Local

80后新闻排行Rank

返回栏目>>

80后之窗 © 版权所有 XML地图 网站地图

Copyright © 2009-2018 80后之窗版权所有80End.cn

80end既80后之窗于2006年9月12日由一群有责任感的80后青年共同发起建立,引导80后健康的成长,同时也改变80后现象在社会上的不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