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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楼客厅 | 一个国家是如何破产的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舒志红

2月15日,英国伦敦,当地民众举着海报、条幅以及希腊国旗在拉法加广场举行“让希腊呼吸”的集会,声援希腊民众反紧缩的斗争,支持希腊反对党左翼激进联盟Syriza以及新当选的希腊政府的反紧缩政策

Grexit如同一个幽灵,每隔一段时间闪现一次。

这一单词源自 Greece exit(希腊退欧)的缩写,最早由花旗集团分析师Willem Hendrik Buiter等人于2012年2月提出,却在2015年再度走红。

这一词语的重新流行,也对应希腊风波再起,而让希腊回归旧货币德拉克马 (Drachma)的口号总是重新燃起。一切都让人恍如隔世。

希腊危机到底怎么了,这几年什么变了,什么没变?

2014年4月11日,希腊雅典,民众举行示威活动,抗议德国总理默克尔来访,图为示威者制作的海报

欧元困境

希腊的悲剧追溯起来,根源在于欧元。

欧元曾经备受期待,寄托了国际储备货币与欧洲一体化等诸多想象,例如《彭博商业周刊》把欧元列为85年来最重要的85项创新之一,1999年诞生的欧元被认为是欧洲罗马时代之后最重要的货币改革。欧元的优势显而易见,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推进欧盟一体化进程;可是欧元自身的问题也难以回避,那是欧元区有统一的货币制度,却无统一的财政制度。

欧元成立之前,对此并非没有考量,曾经通过《马斯里赫条约》(亦名《欧洲联盟条约》)等条文,对欧盟国家加入欧元给出了条件,其中基本门槛是各国都必须将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之下,将债务与GDP占比保持在 60%之下。

欧元诞生之日的欢呼,其实已经下阴影。在经济不均衡的情况之下,欧元一体化之路可谓漫长。希腊等本来达不到欧元区入会要求的国家,在投行高盛的帮助下对国家报表进行包装,“瞒天过海”进入欧元区。可是即使进入欧元区,一方面德国等强势国家的竞争力使得弱势国家竞争力更显孱弱,另一方面则是欧元区边缘国家享受了与核心国家相差无几的信用条件,导致这些国家过度举债。

最终,马太效应在国家之间呈现,“强国越强,弱国越弱”。有国外媒体统计,截至2015年,希腊自2001年加入欧元区以来,实际GDP下跌了4.5%;意大利下跌3%,葡萄牙GDP增长1%。

诞生不到四分之一世纪,欧元区成为世界的一个雷区,可谓意料之外与情理之中。20世纪的两次大战,都是从欧洲内部发生而将世界倒转颠覆。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从90年代开始呼吁欧元存在的问题,他在2012年更是撰文宣布欧元的实验失败,“自1999年启用欧元开始,仅在十几年后面临惨败,这并不是一个意外事件,也不是官僚机构管理不善的结果。”

希腊财政部长Yanis Varoufakis (左)在3月9日的欧元区财政部长会议上。会议最终未通过向希腊发放资金的方案

希腊:从黑天鹅到灰天鹅

如今,欧洲从理念到经济不再是世界的唯一中心,那么欧元区的灾难又将带来什么呢?要探究此问题,还是先要回到希腊。

希腊退欧过去被认为是概率极小的黑天鹅事件,如今则被视为小概率但并非不可能的灰天鹅事件,再往后,是否会变成一个大概率事件呢?一切不得而知,投行瑞银报告2015年2月预测希腊近期退欧概率20%,违约概率更大,这并不算极端预测。

在欧债危机之中,希腊曾经有多次风波。上一次的最大风潮是2011年,当时希腊情况危险,各类激烈交涉相持不下,欧元也被认为命悬一线,不过最终希腊获得债务减免,据悉债权人损失高达1000亿欧元。

到2012年,希腊风波暂时消停。希腊政府获得私人债权人对债券置换计划的足够支持率,从而避免出现债务违约。通过债权人的让步,希腊继续获得欧盟、欧洲央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二轮援助贷款。更早在2010年前,希腊已经获得殊待遇,与欧盟以及 IMF达成延长贷款期限条件,这一待遇后来也延及爱尔兰、葡萄牙等国。

2015年,希腊风波卷土重来。即使最近几年紧缩已经开始奏效,政府缩减开支已经有明显效果,但成本却是全体国民承担,希腊民众开始厌倦紧缩,“民主的故乡”的公民用自己的选票再度做出让世界震惊的选择,极左翼联盟(Syriza)在2015年上台取代原执政党,该政党的纲领之一是反对紧缩,债务重组,减少外债,这对于欧洲来说意味着新的冲突,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都是如此。

既然希腊极端左翼政府的竞选口号之一是反对紧缩,那么必然和以往政策有所切割。希腊新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甚至表示,要求德国赔偿希腊二战损失。根据媒体报道,希腊知名政客格列索斯说,历史证据显示德国应赔偿希腊1620亿欧元。德国强硬表示不存在上述赔偿问题。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这个据说“从不参加失败的战役”的政坛新一代铁娘子,对于希腊的挑衅性言论给予强硬回复,强调与希腊的目前方案是任何讨论的基础。从随后反应来看,金融对于希腊退欧反应很大.,2015年2月希腊3年期借贷成本涨至21%之上,创下3年以来高位,雅典股市也下跌6%。

希腊的诸多言论,其实是为2015年初欧元区财长紧急会议制造舆论声势。2015年希腊新政府与国际债权人的谈判中,二者最终达成了妥协。对于欧元集团主席杰伦•戴塞尔布卢姆的申明,希腊政府在距离最后期限只有45分钟时向他发送了改革方案的电子邮件。而希腊的救助协议延长6个月的请求,最终被批准为4个月。

2014年2月11日,希腊雅典,希腊前财长斯图纳拉斯(右二)和欧洲央行行长里谢(左二)进行会晤

矛盾的德国

德国的态度对希腊至关重要。

作为欧元区的核心国家以及强势分子,德国在金融危机之后恢复不错,成为支撑欧元区的重要力量,总理默克尔在2011年拯救欧元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默克尔和现在一样面临希腊是否退欧的局面,强硬者认为可以接受,因为希腊留下来代价很大,而另一边则觉得未知风险可能大,在确定的代价与不确定的风险之间,核物理博士出身的默克尔选择了支持希腊,这代表了一理性的政策权衡。

事到如今,希腊国内的极端左派上台,这与德国的强硬派形成了直接冲突。这对于欧洲以及世界来说,不仅是一个坏消息,更是一个趋势性的警示:当经济问题在经济上无法妥善解决,政治主流会遭遇民众质疑,这也给予极端派可乘之机。历史并非没有先例,想想大萧条的灾难以及随后纳粹德国的兴起吧。

剑拔弩张之下,欧元区的问题将不可避免地从经济蔓延到政治,默克尔和希腊的对决成为下一个爆发点。在2011年到2012年第一次希腊危机中,物理学家出身的默克尔最终选择希腊留在欧元区,一方面使得欧元区继续存在,甚至在2013年到2014年欧洲洋溢最多的是“欧元得救”的乐观情绪;另一方面,希腊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欧洲救援方案的苛刻使得希腊人民最终忍无可忍,不仅希腊,西班牙等南欧国家中极端派的政治力量也在成长,欧元区的离心力开始骤然增加。

德国的立场不仅决定希腊,也决定了欧债危机的走势。德国人总认为自己是为欧债危机买单,但事实总有两面性。一方面正是欧元的成立助推了德国的繁荣,因为德国在一体化的欧元区内相当于获得一次性货币低估,其竞争力得到加强与扩大,在欧元区的广大支撑之下,德国得以避免了日本和美国的空心化,成为发达国家中以制造业立国的例。另一方面,如果欧元解体,德国的出口将遭遇打击,其制造业的未来也将岌岌可危。而德国强硬派的做法,其实也激发了希腊之外的国家的一些反对声音,除了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声音,德国退出的声音也出现了,这是欧元区离心力的情绪反应。

汇丰(HSBC)集团首席经济学家Stephen King曾经将以德国为中心的欧元区形容为“地心说系统”,当外围国家深陷经济活动疲软,甚至经济活动已经迅速萎缩,而位于欧元区中心的德国,仍继续维持低利率以及正常财政水平。换言之,过去的欧元体系确实存在不合理性,除了外围国家的过度举债,也有德国等核心国家汇率低估又恪守低物价带来的危害。

德国在实际上已经成为欧洲的领头羊,却因为历史等原因不愿意承担领导义务。如何破局,既取决于德国国内意见与德国领袖雄心的平衡,而国际责任有时候也让德国人难以回避。

雅典街头,大门紧闭的商铺。经过了3月9日简短的讨论,欧元集团最终还是没能向希腊发放资金

债权人vs债务人

抛开国别斗争以及党派利益,希腊退欧的事件,其实不仅仅是德国和希腊的斗争,更是一场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恒久斗争,是贫困国家与富裕国家的斗争,也是国家内部的贫富之争。

如果理解欧元区分歧是贫富差距在国家层面的体现,希腊的诸多表现也并非不可理解。国家债务总是被认为可靠,其实国家在过去数百年中的信用记录也不怎么好,主权债务风波总是隔一段时间会风起云涌,这在美国经济学家莱因哈与罗格夫的系列研究中已经可以看到不少教训。

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战斗无休无止。面对纷争,在统一欧洲的梦想之下,欧元区过去最擅长的事情拖延,这一次,危机可以再次拖延么?如今,希腊被丑化为赖账者,而德国的形象变为催命人,这对契约的道德化的简单解读,并不利于希腊现实问题的解决。

莎士比亚的名篇《威尼斯商人》揭示一个或许令人不快的现实,大家通常认为夏洛克贪得无厌,但事实上他的索债要求非常合理;反观今日,大家对希腊千夫所指,但反过来说,难道债权人对于坏账没有责任,难道不应该对于过度放贷给予检讨?

情绪之外,仍需理性。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流行,金融化升温,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愈加明显,但是二者之间谁为因果难以断言,是因为没有全面拥抱化而导致增长停滞,还是因为拥抱化过度导致竞争力受到损害——从更务实的角度而言,二者都有可能,面对危机,最不需要的是将经济政策过度政治化甚至意识形态化。

雅典街头,一个亚洲移民拉着废弃汽车零件准备去交易

有序退出还是拖延留下?

早在2011第一次希腊危机期间,不少学者已经觉得希腊状况难以维持,但是欧元区的政治力量最终使得希腊得以拖延。费尔德斯坦早断言希腊难有活路,2011年希腊政府负债相当于GDP的150%,经济陷入崩溃,政府更是常年存在赤字,希腊的出路其实是主权债务危机国家常常的选择,那是违约同时贬值。

这代表了典型经济学的思路,简单直接,切中要害,可以说清晰正确,但是现实之中总有经济之外的政治、文化考量。希腊最近几年持续紧缩,但紧缩并未带来增长,这也导致债务阴霾愈加严重。2014年底希腊公共债务达到了其GDP的178%,标准普尔2015年2月将长期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从B下调至B-,且还可能进一步调低。标普强调,希腊流动性不足决定了希腊新政府没有宽裕的时间来同债权人融资方案达成协议。

如今希腊债务问题的症结在于,如果希腊这样退出,将使自己在国际中期内无法恢复信用。希腊主要借外债,其债主不少是德国与法国的银行。希腊违约,对债主会造成重大影响,引发国际连锁反应,甚至引发对于希腊之外的其他欧洲国家违约的猜测,如果意大利与西班牙也步入这一黑色链条,整个欧洲金融即使不会崩溃,也会陷入艰难的清算。

上述情况还是假定希腊有序违约,如果希腊以及其他国家无序违约,那么更是一场噩梦,其后果将是N个雷曼兄弟倒闭的冲击。也正因此,欧元区的出路在于两条,要么彻底对希腊债务达成一致,希腊留在欧元区,整个欧元区来消化这些债务,要么是希腊退出欧元区,但以有序的方式退出,如果机会合适也可以重新回来,这要求欧元区有明确的退出以及加入机制——对于这些国家而言,退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也许是重拾竞争力的机会。

这是欧元区近期面临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具体落实与操作仍旧需要政治与经济的协调,如投资家索罗斯等人多次提议,在欧元区建立共同财政机构。此时此刻,欧洲央行的作用应该得到加强。

欧洲央行走向国际最后贷款人

早在2010年,欧洲央行(ECB)的角色已经出现转变,危机给予其机会。

当时欧洲央行行长里谢(Jean-Claude Trichet)为金融稳定四处奔走,“它撑起了欧洲银行业体系的大半江山;它在国债采取了干预行动;它推动银行公布‘压力测试’的结果,并获得了成功;针对面世11年之久的单一货币,它提出了大胆的政治改革建议。与此同时,它的掌门人一直在不知疲倦地游说政界人士采取紧急行动,并重视财政纪律。”

当时《金融时报》如此描述里谢的角色,也说明欧洲央行影响力增加是危机对欧洲的最显著改变之一。

反过来说,欧洲央行影响力增加的另一面,其实也是欧洲央行去德国化主导的转变。欧洲央行总部设在法兰克福,过去德国主导,是一家专注通胀的保守甚至乏味的机构,如今随着欧债危机的蔓延与斡旋,欧洲央行似乎而变得无处不在。

随着德国与其他国家的分歧愈加明显,德国人接替法国人里谢的计划也落空,最终是是意大利人出面。

事实证明,这位比前任更加出色。在混乱之中,欧洲央行(ECB)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不仅使得欧洲央行作用扩大,他本人也被视为拯救欧元的人。

他反复强调在欧洲央行职能范围之内竭尽所能保卫欧元,并且频频向欧洲领导人喊话,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欧元的愿景“我们必须一起为欧元指明一条前进道路,即我们对10年后的愿景是什么”。欧债危机之后,欧洲央行中德国的影响力已经受到削弱,它也更多介入金融稳定,甚至在2015年终于迈出量化宽松的一步,但是这还不足够。

从往昔的通胀守望者到如今的拯救欧元者,今天的欧洲央行可能已经和欧元设计者以及其奠基者的初衷有所背离,可是世界毕竟也与他们的时代有所不同了,这是危机的时代,危机需要欧洲央行承担更多责任,这也是央行的大趋势。

不可否认,金融危机暴露了欧洲金融系统的短板,普遍认为今后欧洲金融体系将会出现新变革,共识之一在于欧洲央行的地位显然将得到进一步加强。欧洲央行大动作之一是2012年宣布建立银行业联盟,这项动议赋予了欧洲央行(ECB)对欧元区银行进行集中监管的权力;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新任主席容克 (Jean-Claude Juncker)宣布“资本联盟”动议,并将其视为推进欧元区非银行融资发展的努力。彼得森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布勒哲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维纶认为欧洲央行的银行业政策和欧盟委员会的资本立法,二者最终将重塑欧洲金融体系。

二者的背景都是基于欧元区银行系统缺乏统一监管,因此欧元区金融系统也做了相应调整,一方面在中短期加强银行系统监管,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从长期培育资本,降低对于银行的依赖——话说回来,中国的金融体系与其说像美国,不如说更像欧洲,那是更依赖银行体系而不是资本,即所谓“主银行体系”。

在财政以及货币协调之中,欧洲央行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一起,勇敢承担其国际社会的“最后贷款人”角色,这将继续是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的“三驾马车”未来的使命之一——这不可忽视,国际社会要从大萧条历史中汲取足够的经验教训。

欧洲的危机与机遇

从经济上看,希腊在2008年之后紧缩其实已经初见成效,但是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希腊经济增长仍旧低迷,债务比例还是居高不下。从政治上看,希腊极左派与德国强硬派的碰撞一触即发,而且欧洲各国各极端理念也在滋长,对于欧洲主流政治构成挑战。

观察家吉迪恩•拉赫曼曾总结,2015年欧洲陷入三大危机,对外是好战的俄罗斯和混乱的中东,对内则是欧盟政治、经济和外交紧张与日俱增,“欧盟大部分国家出现经济低迷,促进了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民粹主义者赖以壮大的不安全感,受到中东冲突溢出效应(无论是恐怖主义还是大规模非法移民)的进一步推 动。在希腊和意大利等国,来自(或经由)中东地区的移民大量涌入,强化了社会危机氛围,使得移民问题几乎与紧缩政策一样备受争议。”三大危机本来是独立存在,随着局势恶化,三者很可能交织助长,有人将之比拟为上个世纪的30年代。

最终来看,欧元区问题因为政治而起,表现形式为经济,最终解决出路还是政治。欧洲政坛倾向的方式是拖延,这对于经济来说是缺乏远见,但在现实考量之中,不失为务实之举,在拖延中协调,以时间来换取空间。不过这一举措在过去五六年已经频繁使用,未来是否还应该这样呢?除了政治上的协调一致,在各国国内恐怕还是得继续展开更为严峻的改革,紧缩或许不能带来经济增长,却是为过去的高福利不得不付出的迟来代价。

相持之下,其实没有赢家,欧元也迎来历史性的打击。欧元疲弱不仅促成欧元汇率降低美元走高,而且使得欧元的储备价值随之降低,主要机构投资人对于投资欧元缺乏兴趣。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显示,2014年第三季度,以欧元持有的外汇储备减少了8.1%,而欧元兑美元下跌7.8%。—— 这与过去不同,如今央行等机构持有欧元比例下降幅度高于欧元下跌幅度,这意味着大家对于欧元的前景相当悲观。

欧元区的演变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历史,人类制度设计的机心合作与贪婪无知的本性都彼此相得益彰。从政治而言,欧盟内部各政治协调纷争不断,分分合合犹如肥皂剧,或许对于中国人来说过于繁琐没有效率最大化,类似印度裔作家奈保尔初到伦敦看到各类政治辩论新闻的感受——“过家家”。奈保尔对于自己这缺乏政治好奇心也有自我检讨,认为这源自文化的深层次原因,“一旦我开始审视这些事,看出了自己的这无知(没有别的词可以名之)。这有局限的观念,也是我们的历史及文化的一方面。从历史上说,恒河平原的农民无权无势,我们曾经被各个暴君统治,经常是被远远地统治,那些暴君来来去去,经常我们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在此背景下,没理由会对公共事务感兴趣——如果这事情可以说存在的话。”

换而言之,欧元区是欧盟一体化急于求成的结果,而处理欧元区危机的过程,正是为欧洲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扫除障碍。如果解决得当,这不仅是欧洲的骄傲,也堪称人类的里程碑。

主要参考资料: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欧元的失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报告 Peter Spiegel,How the euro was saved, Financial Time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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