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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关注 | 腊月•正月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陈翔洁

这是一辆把山村的温度一点一点带回又带走的班车。

刚从乡路拐上县级公路,它停下来,21个没座位的乘客乖乖下车,司机载着座位上的19人继续驶向县城。直到一辆县城公交稍后开来,我才意识到,害怕查超载的司机把我们“转手”了,每人4元(公交票款)。大家对这样的处置显然很熟悉,不予谈论,他们更关心的是下一段的车票能否买到,手机通话中频繁出现北京、西安、乌鲁木齐这些地名。

这天是正月初八,恢复运营的第三天,三十出头、圆脸、小眼睛的班车司机不断鸣着喇叭,承担起繁重的运送任务,如同腊月最后十几天的情形。那时这辆东风小喘息得更厉害一些,人员超载还不算,车顶还捆绑着层层叠叠的货物,有各年货,也有液晶电视、组合式梳妆台,车厢里,密集站立的乘客要留神地上的生灵——购自县城的活鱼、猪和公鸡。七十多公里的山间道路上,班车的危险状态被人们忽略,它的贪婪似乎是值得体谅的,毕竟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运营处于半饥饿之中。

毛细血管一般的乡路由秧田村通往康县,它在甘肃版图向东南延伸的最末梢,与陕西、四川交界,加之藏身莽莽大山的深处,比实际地理位置更显偏远,在历史上,汉人移居这里代表着某迁徙的极致,现在,后代得重新走出去。对于我居住的母家河村而言,打工潮的涌动是地震以后的事情,仅仅几年的潮来潮去,已经发生太多的改变。

河坝上自然“生长”起来的新居,沿乡路排开

上山•下河

老人穿着褪色的蓝卡其布衣裤,三七开的分头梳理得一丝不苟,他像是来自1970年代的生产队干部,站在路口,与那些刚从返乡的班车下来、穿着亮色羽绒服的后生打着招呼。腊月里,这位叫何明德的长者几乎每星期都要“下河”(指山民前往河坝地带)一次,河坝意味着商业与繁华,无论大米、年货、孙辈的零食还是成袋的尿素,都要经由两公里的山间小路背回家,62岁的他没有把这个视为畏途,整个冬天,几乎每天都要从大山的阴面背回12根一米长、碗口粗的柴木,并不比“下河”轻松。这里的高山大体呈45度的斜坡,哪怕强健的年轻人,也要攀爬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何明德所在的母家河村何家山合作社。

山路上年轻人的身影越来越少,“它太大了”,他们这样谈论从小面对的高山,河坝上有他们的新家,有硬化道路,有摩托车,有煤炉,有稳定得多的手机信号,有更便利的生活。春节放假期间,只是在帮忙杀猪或参加红事白事的时候,他们才重新攀爬那条前辈草鞋踩出来的小路。“这山路,人走得少了,草会长出来,变得越来越不好走。”村委会主任母云庆为之忧虑。

按当地习俗,子女成年后要协议分家,谁养父亲,谁养母亲,都安排妥当。然而,生活方式的选择比协议的力量大得多,另一事实意义的分家,正在悄然完成。老年人习惯于住在土木结构的山上老宅,拒绝随着儿女搬下去。“他们闲不下来,不忙农活会觉得没事干。”在外打工的何礼智这样理解长辈的坚持。忙完家务与农活,他的父亲何明德喜欢在堂屋的火坑里添足柴木,火拨弄得旺旺的,烫一壶苞谷酒,烟尘会升到挑高的屋顶,木头房梁上挂着大块大块的腊肉,这样的生活延续了几百年,“河坝上冬天冷,风大,夏天闷热,没有风。”何明德的话不好理解,但不肯住到山下的念头,显得非常强烈,在60岁以上的老人中也极具代表性。何明富住在何家山社的最高处,与他作伴的只有患脑瘫的大孙子。“假如干不动农活了,会跟女儿住到河坝吗?”对于这样的问题,他很坚决地摇了摇头,当时他正在用简易手工设备rua(指脱粒,第二声)苞谷,每rua一次,七十多岁的老人发出一声粗重的喘息。

听长辈讲,先人是从四川金阳“大槐树”迁移过来的,假如家谱没在建国不久烧毁,应该排到第十五六辈了,何家山上最初的一家,衍生出如今的二十多家。辛苦的攀爬能换来极好的视野,向下望去,山路与溪流像延展开的棉线,当然,这不是山上生活的吸引力。对整个母家河而言,即便在几年前,山上的居民也远多于河坝——高山之上有大量的柴禾,大量可开垦的农地,动荡年代还更为安全,长久以来,相对于河坝上的生活是有优越感的,而生活重心的转移,像是一夜间发生的。

2008年的那场八级地震,康县也是灾区,母家河村与作为北侧震中的北川县之间,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漫山腾起的尘土消散之后,呈现的是大量损毁严重的老房子。根据相关政策,村民重建房屋可以获得两万元补助,并申请3万元以内的贷款,绝大多数新房建在了肖家坝,那原本是小河对岸另一合作社的小块农田。新民居普遍红砖墙体,框架结构,水泥屋顶——钢筋从屋顶伸出一截,也不剪断,仿佛房子随时准备继续生长——它们队列一般沿着乡路一字排开,其规模足够组建一个全新的合作社。当然,实在没什么农业合作的必要,他们选择在河坝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做好了与农业告别的准备。

高山深谷的阻隔,让母家河村原本沉睡于打工热潮之外,零星的外出务工每年都有,但不成气候,一些乡邻被坑被骗的例证,尤其让人对远方的世界心存畏惧。灾后重建完成之后,每个家庭都要为清偿贷款发愁,壮年劳力出去打工差不多是惟一的办法,于是,务工家庭的比例一两年之内从20%蹿升至80%。务工的务工,上学的上学,最近几个夏秋时节,户籍一百多人的强家坝合作社只剩下二十来人,老年人和抱病在家的妇女会说:“只留下我们这没用的人。”

地震重建驱动的打工潮,带有些许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却如同开闸放出的水流,很难逆转。

身为村里端公的何明德在家里为新收的弟子讲解“符本”

田地•工地

罗彦彩把10平米的堂屋改成杂货铺,为河坝上的三十几户新家庭服务。根据以往的经验,他进了几十双仿军用的胶底鞋,因为“田的时候都穿它”,可是到了油菜花开放的时候,那些胶底鞋仍堆积在货架上,在只有一个柜台的小屋里很是醒目。46岁的罗彦彩有点懊恼,他忘了他的乡邻正以多么快的速度告别农耕。

河坝上的留守妇女通常在屋后保留一分左右的地,几行卷心菜、几行小葱,仅此而已。何廷学的院子里飘出酒糟的气味,闲聊中得知,用来酿酒的苞谷都是买来的,自家已经不了。地太累,浇水,施肥,都要往大山上扛,远不止一个村民发出这样的感慨。由于缺少技能,母家河村的外出务工者大多从事重体力劳动,在他们看来,在工地当小工都要比地轻松一些,而山里开垦的农田土层薄,土质差,庄稼“不肯长”,同样是付出一年汗水,打工能带来三两万甚至更多的收益,留在土地上仅仅可以填饱肚子。

那天早晨8点,我被家猪的哀嚎惊醒,出去时看到它在地上最后扭动了几下。刚刚腊月初二,何明富家急切地完成了这项春节例行事务,拌猪食的苞谷用光了,只好“率先”杀掉。这也将是何明富养的最后一头家猪,决定也与苞谷有关——年纪大,关节又痛,没力气栽大片庄稼。除了屠户,那天还来了十多个壮劳力,把那间已成危房的祖屋拆了。它是何明富的曾祖父盖的,寿数超过一百年,被烟火熏烤出的焦黑几乎渗进了黄土墙面。

何家山上超过60岁的老人有十多位,聊完体力的衰退以及面对的各疾病,他们大多会补充一句:明年的地要少一点喽。

何启田拄着拐棍放羊的时候,经常路过何明德家,偶尔会坐下聊聊。他辈分更大,也年长几岁,妻子过世,儿女很少回来,于是言谈中多有对老年生活的叹息。何启田的山羊3岁了,再不掉过了时间,不值钱了,“实在没人买自己吃,以后不再养了。”幸运的是,他找到了买主,此结束了放羊生涯。946元,老人很认真地数着钱,连个位数的零头都没有抹去。

红事•白事

大约是请教了同一个阴阳先生的缘故吧,山乡里结婚、定亲、满月酒、房屋上梁(新房已改为上顶)的日子总是很集中,加之村里人员比较全的时段很短,大抵是腊月的后半月和正月的前半月,大家都愿意在此期间操办喜庆之事。在那几个被选定的良辰吉日,河坝上、高山上,礼炮声此起彼伏,在山谷间形成有的悠长回响。很多人要在同一天赶两到三个酒席,假如无法分身,礼金还是要带到的。早些年,村民手里没多少现金,随礼会带上布匹、公鸡等物品,如今已非常少见。一位妻子患病、无法出远门务工的何姓村民说,不打工挣钱,“人情费”都拿不出。

当地人告诉我,现在婚礼一类红事的规矩已经改变很多,白事的改变相对少一些。家中有成年人亡故,按礼俗须操办长达3天的丧事,通常要请阴阳先生及鸣锣人,彻夜念经,超度亡灵,在“开吊”这天办酒席,接受邻里亲朋的随礼。

无论红事白事,都是乡邻间盛大的聚会场合,亲近的邻居和亲朋要贡献的包括自家的条凳、木桌、餐具以及人手。在母家河村,两百多户之间几乎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酒宴的规模难免超过百人甚至更多,场地受限的,办成了流水席。康县人把自酿的粮食酒称为“二脑壳”,后劲较大,乡邻间很少拼酒的传统,他们更愿意在酒桌上交换信息与感受。除了家长里短,外出务工也是重要的话题,比如你那边干活累不累,有没有休息日,工钱多少,怎么结算,有没有拖欠工钱。当那些外出务工者回到夹杂着陕、川、甘三省征的方言之中,回到花椒味儿浓重的土菜的香气中,神情中透着一股生命舒展开来的惬意。

虽然已经62岁了,何明德还是经常要去邻居家帮忙,既有红事白事,也有杀猪、修屋一类。村委会主任母云庆说,以往都地的时候,需要各家之间共享生产资料,也需要协同劳动,这也是“合作社”的意义所在,现在协同劳作没必要了,遇到大事相互帮忙的做法还是得保留,“肯定要去帮忙,自己家有事时,也是需要大家伸手的。”

大家•小家

腊月的母家河,“新货郎”的身影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们开着皮卡、面包或农用三轮车,支起的喇叭播放着叫声以及《小苹果》这流行歌曲,在河坝上走走停停,售着果蔬、糖茶、被褥等商品,喧闹之极。到了腊月二十七八,不再有年货的车开来,班车也停运了,除了少数几个遇到殊情况,能返乡的外出务工者都回来了。

某意义上,家乡对40岁的何廷武而言是一个伤心地,两年前,他参与一叫“翻饼子”的赌博,一周时间输掉了十多万,他活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债主不停追债,普通的乡邻见面时也态度冷淡,害怕他借钱似的。何廷武很快走上打工之路,赚钱还债,“想过春节不回来,担心心里别扭。”但他还是回来了,西北人故土观念浓重,春节团圆是他们格外在乎的。

乡亲毕竟是乡亲,春节的气氛慢慢平复了何廷武的怨气。正月初二的下午,何廷武所在的强家坝社有一场家庭聚餐,他接受了邀请。场面还真不小,两张桌子拼在一起,十四五个家庭各出代表,带着自家炒的菜、酿的酒,你若不把每家斟上的酒都尝尝,像欠了天大的人情。这是传统的过年方式,称为“团年”。

母云庆告诉我,以往的团年,多是以合作社为单位,各家即使不是全部出席,至少会派个代表。记忆中,团年几乎从大年三十儿闹到正月十五,乡邻们竞相发出邀请,“现在团年没那么热闹了,很多人回到小家庭了。”

强家坝社是按灾后新农村的规划图重建的,28户庭院整齐地排列着,走动起来方便,团年的味道保留得更多一些。对岸的肖家坝是这几年才聚合的居住带,老习俗很难把新邻居招呼到一起。正月初三晚饭之后,三户邻居带着花生、糖果和小酒壶而来,围坐在何礼智家的茶炉间,家长里短地聊到半夜,算是过了个微型团年。

我还在腊月里参加了一次有趣的杀猪酒席,一个子女众多的大家庭从早晨7点忙碌到下午两点,共宰杀了4头家猪,太阳快下山了,四大塑料盆猪肉炖萝卜一起端上来,二十多个人像一个评审团,七嘴八舌地谈论着谁家的猪味道更好。这差别,我没品尝出来,只是可以确认,这是地地道道的乡村的年味儿。

聚合•分手

冬季里,河坝上居住的人们闲暇时间不少,“来,烤火”是最常听到的招呼声,如同男人们见面总要递烟。许多人家喜欢把火盆摆在门口,家人或邻居围着一盆炭火,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其中自然少不了蜚短流长。妇女们烤火、聊天的同时,喜欢拿一对细针,用毛线织一保暖鞋的鞋帮,然后与买来的橡胶鞋底缝在一起。沿街走动,到处是叽叽喳喳的声音和上下翻飞的手指,有的女人一个腊月织了十多双,而且春暖花开也未见停歇。织鞋帮属于生活所需,却也不尽然,它多少透露出大把时光无处打发的寂寥。

丈夫务工、妻子留守的现象在河坝上极为普遍,家庭长期不完整,伤害的绝不仅是孩子的心灵,对于婚姻关系也是不小的威胁。正月十三那天,东风小经过母家河村,一位打扮时髦、戴着耳机用微信对话的年轻女子下了班车,被家人接上一辆橙色农用三轮车,突突突地沿土路开进山里。从交头接耳的乡邻那里得知,年轻女子在城里打工,这次回来要摆酒席定亲,但不是第一次,其与原配的孩子已经五六岁了。在第一段婚姻里,先是在外地打工的丈夫有了外遇,她便在本地感情出轨,其情人正是这次定亲的男主角。

这打工导致的情变每年都不止一例。

何家山上一位老人的女儿,在附近金矿找了份做饭的工作,不久与矿上男性传出绯闻,丈夫不肯原谅她,二人抛下两个儿子,分别离家而去,孩子的母亲好几年都没有回来。

河坝上一对同居多年的准夫妻,男人外出打工,女人经常与邻里打牌,关于她与人有染的风言风语传了出去,男人回家之后开始报复,见她与其他男性闲聊、开玩笑,回家以后会动粗。

我在乡中学体验生活期间发现,父母感情破裂导致孩子心灵的创伤,往往比留守本身严重得多,更不要说二者的叠加。一位六年级女孩的父母正在闹离婚,她平日里显得比谁都嘻嘻哈哈,当同学说了一句“你妈要走了”,女孩当即大放悲声,持续了足足20分钟。

打工而生情变的例子一多起来,夫妻间的猜忌跟着泛滥。在留守女性看来,假如外出务工的丈夫没有带回多少钱,是感情出轨的证据。出门的丈夫也无法安心,一个在工地打工的青年告诉我,工程队里有的人天天给妻子打电话,察看对方状况,“可是有什么用呢?”

春节的短时间团聚,对于有矛盾的夫妻是微妙的契机,有的因为相聚而亲情加持,也有的相见之后反而引爆冲突。假期是家长里短最有的时候,一些男人刚过完年赶紧卷起行李,出门找活儿——受不了四处飘散的闲话。某位村民告诉我:“有时与别的村、别的乡的人遇到,他说你们那里谁谁谁不检点吧,我马上说你们那里的谁谁谁‘偷人’了吧。”对于许多保守的村民而言,亲人出轨的道德压力是巨大的,曾有男子承受不住乡邻对其妻子出轨的议论,喝农药自杀了。

一位村委会成员发出这样的疑问:感情问题越来越多,社会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何明德老人则用了一个很严重的词:无法无天。

传续•消亡

腊月的一天,何礼东快速吃完一碗豆浆面,早早开工,他今天要把“老爷子”画完。

36岁的何礼东原本姓李,是何明富家的上门女婿,从山西的工地返乡后,他的业余画师身份恢复了。所谓画“老爷子”,是为失去亲人的家庭画神像,画面上神态各异的诸神仙不下20位,正当中分量最重、骑白马的将军是“老爷子”,亦即亡故之人。按照民间说法,亲人的亡灵成为白马将军这样的神仙了,不会化为鬼魂,活着的家人也“安宁”了。

“都是封建迷信。”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笑了笑。

画布贴在被烟熏黑的土墙上,何礼东进行着最后两道程序:先是用黑笔细细勾勒人物的眉眼,诸神形象立刻鲜活起来,然后,在盘子里调出比较干的肉红色颜料,他用笔把肉色涂到预定区域,再以舌尖把笔润湿,仔细地在人物脸上抹匀肉色。

何明德家在旁边,这天他接到一个乡亲的电话,说是家里有人生病,要向他求符祛病。何明德是乡村里的端公,家里有好几册手抄的“符本”,什么样的病该如何向神明求医,都有对应的一套说辞。烧上三支香,燃几叠草纸(用以向神明“捎话”),他可以念念有词地陈述病情,并请求神仙前来“降妖除魔”。

当天晚上,端公与画师围着腾腾的火苗喝起小酒,聊聊国家的土地政策,也聊聊“讲迷信”(他们确实这么称呼自己业余从事的)的事情。端公对白天的求符者有些不满,大意是“讲迷信”不能太草率,以为打个电话可以,家人到底什么病征,家中盖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地方搞错,都应该见面详谈。画师则算起经济账——画一幅“老爷子”才收300元,至少要画3天,而且一管颜料40元,不划算,“工地小工一天还一百多呢。”不过,既然有这个手艺,乡亲相求的时候,没法拒绝。

除了画“老爷子”神像,何礼东还画家谱,十多年前,年近九旬的师父把手艺传授给他,如今老人已经过世。何明德也曾带过几个后生,可惜他们出去打工以后忙于挣钱,失去了兴趣。春节前夕,新收的徒弟拎着一只鸡上门了,那是一个正在卫校学习医学知识的17岁青年,师徒相处的3天里,何明德兴致极高,滔滔不绝地讲到很晚。对于“讲迷信”,何明德认为非常灵验,但自己不否定现代医学,卫校学生的看法则是,有存在的必要,“起码对病人和家属是一个安慰。”

还有一些乡村文化,很难再找到传承者,比如唱山歌,比如“唱书”。母云庆记得,在电灯都没有的童年,村里的长辈会在晚上给邻里“唱书”,是用说唱的形式讲历史故事,杨家将封神榜之类的,“现在电视、手机都有了,当然没人听唱书。”

母家河所在的康南地区,有一非常独的“男嫁女”的习俗,百分之七八十的婚姻都是男方落户女方,改用女方姓氏。“男嫁女”沿袭了百余年,应该与隐匿在康南山峦间的一段段前尘往事不无关系。零散的史料显示,太平天国最后在四川战败后,一部分太平军且战且逃,最后隐姓埋名,落脚于这一带的大山之中。而据康县党史记载,1936年秋天,红二军十七团在同一片高山深谷间陷入绝境,未能完成长征的最后一程,地解散。那些消失的太平军与红军,相当一部分会隐姓埋名,落地生根,康县民俗研究者也倾向于认为,“男嫁女”始于大批太平军藏身康南,一些老人颇为肯定地说,(康县)太平乡是因此得名。

这个春节,我听到的订婚、结婚的消息中,有女孩嫁到河南、山西的,有男女双双落户北京的,打工生活让年轻一代的择偶面开阔起来,在可以想见的未来,“男嫁女”会成为更稀罕的事情。

何明德家的老屋,都是用黄土垒起的,兴致高的时候,他会用粉笔在外墙上写诗,其中一首还能辨认得清——

真好是真好,

时运又来了。

有吃又有穿,

宝贵真到老。

对于自己的降生之地,母家河人大多持负面评价,觉得这里不值得书写,他们总是对我说:“我的个家家(相当于“我的天啊”),北京人,跑到我们这穷乡僻壤,给你不少钱吧?”不过,对于打工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他们全都给予积极评价,接近于何明德诗歌中抒发的情感。这是巨变中的故乡,没有人表达哀伤或惋惜,连母红礼也没有。母红礼是一个高中学历的小伙子,戴着眼镜,喜欢下象棋和阅读网络小说,他不大参与年轻人的那些娱乐活动,看上去略显另类。母红礼没有利用漫长假期写一篇《回乡记》,而是做好了未来的规划——过完年,不会再去相对轻松的东莞工厂,要去工地干几年重活,多挣点本钱,将来不再以打工为生。在母家河村,这样的想法很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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