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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洗冤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胡毅秉

带进审讯室4天,嫌犯赵志红开口交代的一刻,办案人员一定如释重负。可是,一起,两起,五起,十起,十五起,他面无表情地吐露出一个又一个犯罪时间和地点,偷盗,抢劫,强奸,还有凶杀,越来越让人觳觫。

最近一次作案是奸杀幼女,12岁,扼住咽喉,挣扎、昏厥;更早前,一天之内劫杀两名女青年,一个20岁,一个22岁,人生还未及展开……

赵志红瘦小,沉默寡言,在同居女友开办的幼儿园里,开一辆小面壳子(三轮摩托),拉货、接送小孩,为生活奔忙,从第一次作案算起,已经在呼和浩的市井隐身了9年。12岁女童被奸杀前,有人见到赵志红与她同行,弯眉、三角眼,总是似笑非笑,警察带着画像四处排查,找到凶手那天是2005年10月23日。

还做过什么案子?

毛纺大院里杀了一个女的。大概96年4月,当时带了七八个人在附近的工地做木活,晚上7点半左右,骑自行车回家,经过毛纺大院时,想进去方便,自行车靠在厕所墙根,听到女厕里高跟鞋的声音,一闪念,窜过去,双手卡住那女的脖子,死死顶在墙上,她哼都没哼出一声,脱下裤子强奸了。那是第一次杀人。

第十六起。

“胡说八道!”

听完审讯人员汇报,要案支队支队长杲凤存一下子懵了,毛纺厂奸杀案的凶手早已枪毙,当年他在重案办,知道案件的全部经过,“别审了,这小子胡说。”

1996年4月9日,凶手趁夜溜进女厕, 24岁的杨焕枝在8点半左右走进去,遭到猥亵和杀害。事后凶手假装报案,被办案警官冯志明带回公安局,“突击审讯”48小时,终于如实交代。此后将指缝污垢采样化验,痕迹完全吻合。铁案。当年认定的事实是这样。凶手叫呼格吉勒图,卷烟厂职工,作案时刚过18岁生日。

难道赵志红是因为审讯压力太大?杲凤存走进审讯室,用手铐把赵志红铐到自己腕子上,领到院里透透气。散步时,赵志红又交代,两个月前,在炼油厂附近还有一起强奸案,十八九岁的姑娘,也是掐死的。

第十七起。一件隐案,警方还没有任何记录。

炼油厂附近的荒地,赵志红指着一块地方,掐死后匆忙处置,埋得浅,杲凤存用铁锨一扒拉,衣服都在,尸体还没烂,身份证上写着土默右旗,跟一个失踪者吻合,家人报过案,以为孩子外出打工不见了踪影。

“这家伙说的都是真的。”杲凤存想。当怀疑逐渐淡去,心底的焦灼愈发显明——当年杀错了。

为防止殊的“手腕”,公安局派出4拨警察,两两一组轮流讯问。室内烟气缭绕,键盘哒哒作响,赵志红漠然地坐着,一遍遍重复当晚的每个细节。在此期间,曾有当年侦办“4•9女尸案”的警察违反回避规定,企图单独提审。那之后,武警押解赵志红更换了羁押地点。轮流审讯结果出来,4组口供基本一致,真实性再获支持。

戴上手铐和脚镣,赵志红被带往毛纺厂家属院。十年过后,这里更名为山丹小区,平房都已经拆掉,格局被一栋栋家属楼改换得面目全非。但赵志红径直走向原先的公厕,准确指出方位,复述了作案经过。

从邻居那里听到消息的时候,呼格吉勒图的父亲李三仁刚刚做完胆结石手术,还躺在医院病床上。那天,呼格母亲尚爱云哭了整整一宿。

走出医院,老两口到赛罕区公安局、市公安局上访,在办公室站了一个小时都无人搭理。找到当地有名的大律师,对方发觉当年的办案人员如今都身居政法系统高位,主办案件的冯志明已经是赛罕区副区长兼公安局局长,坦白说,“这案子我接不了,也给你翻不了,你去找新华社记者汤计。”

汤计那时49岁,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做了二十多年政治记者,负责的条线涵盖党委、人大、纪委、政法委等核心部门,人脉广泛,更因为《恶棍警察》等揭黑报道名动一方。

在分社的办公室里,汤计倒了茶,听呼格父母说起山丹小区居民的见闻,除此外,没有别的证据。儿子死后,老两口心灰意冷,再未追究或申诉过,只是坚信,儿子不可能是杀人犯。

呼格吉勒图从小在牧区长大,茫茫草原里成年累月见不到外人,10岁搬进城里,胆小腼腆的呼格吉勒图害怕见到陌生人,总嚷着要回草原。18岁春心萌动,曾经爬过几次女厕所,也因此发现了那具尸体。当晚他拉着朋友前去报案,还鼓励对方“不要怕”,未曾想竟失去了自由和生命。

一审被判处死刑后,呼格吉勒图在上诉状中写道,“我不想死,但也不怕死,但是总要死个明白……因此,请对此案给予认真查证,我还小,刚走向成年,请给我一条生路。”

当人们18年后谈论起毛纺厂奸杀案,以及呼格吉勒图之死,历史的语境多少已被淡忘了。

1996年,经济的声势已然壮大,秩序和观念也随之震荡。那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沛瑶在住所遇害,他18岁的警卫员行凶后,卷走照相机、皮衣、手表和七百多元现金。一个月后,“悍匪”白宝山从武警手中抢走半自动步枪,在一年半的亡命生涯里,疯狂报复社会,打死军人、警察15人;在首都北京,一连串恶性银行劫案挑战着人们的安全感,更直接震动了国家的管理中枢。

因此,3月份全国“两会”召开时,代表、委员们带着民意涌进了人民大会堂,激烈地声讨席卷全国的犯罪浪潮。中央政府决定在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之间,开展第二次全国性“严打”,由各地党政领导“挂帅”,公检法三家少制约、多配合,以求快批捕、快起诉、快审判。

人人都知道,国家层面的决策虽然遥远,但终究会影响每一个人,只是,对呼格家来说,所受的波及是如此具体和惨痛。从案发——“严打”开始第9天——到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枪决,总共62天。

行刑的霍寨沟离市区五十多公里,大哥昭力格图去时带了一把剪刀。呼格吉勒图和另外3个年轻人背靠山脚,跪在地上,面前是4个1米深的土坑。5声枪响过后,昭力格图跑过去,第一枪从弟弟太阳穴射进去,法医查验后,又补了一枪,子弹从左眼飞出。昭力格图一边剪绳子,一边捂着弹孔,鲜血渗过指缝,滴在地上。

在殡仪馆美容的时候,呼格吉勒图的右眼始终闭不上。昭力格图说,“兄弟,你走吧,哥哥一定给你申冤。”

呼格吉勒图父母讲完,默默坐着。汤计拨通了市公安局副局长的电话。

“是抓住一个,这家伙胆子很大。”

“交代说毛纺大院的人是他杀的?”

“是。”

汤计继续追问时,对方已经不愿多说。

汤计(图/梁辰)

向公众报道事实、传播观点是记者的天职,但在呼格吉勒图一案上,汤计有另外的打算。

“报道是把问题摆出来,但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吗?一般是没有。谈出来,甚至情绪化很热烈,舆论有时候宣泄的成分居多。有一些报道,比如校园砍杀孩子,发出来可能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这是汤计作为老党员和国家通讯社记者30年来的领悟。

向社党组请示之后,汤计派一位年轻记者到山丹小区复原现场,自己到专案组,听专案组组长和办案人员讲述经过,用制的手表录下了全部谈话。“他们可能见到我烦,但因为我的身份和关系,不得不接待。”

新华社呈送给最高领导层的内参有定要求和编辑流程,字数不超过2400字,也即文件字体两页纸的篇幅,经过分社相关人、业务副社长、社长审阅后发往北京,在北京总社实行“倒流水”程序:值班领导同意后,返回给编辑,最后由总编辑审看,在武警把守的印刷厂印制成册,每天早晨上报。如果是突发重大事件,分社可通过电话口述给北京,几分钟即可到达中南海。自1948年建立起,这一管道一直保持畅通。

赵志红被抓一个月后,汤计写出了第一篇内参《内蒙古一死刑犯父母呼吁警方尽快澄清十年前冤案》,很快得到最高领导层批示,第二年春节过后,自治区政法委成立了呼格吉勒图案复查组。

复查组既已成立,汤计便暂时放下了呼格案,案件并不复杂,纠错大概也不是难事。他知道呼格父母生活在焦虑的阴霾下,但怕被抓住把柄,很少与他们联系,毕竟涉事人都隐藏在政法强力部门当中。教训也摆在眼前:阿荣旗一名女检察官因为起诉公安局领导,被人设局拍下乘坐豪车的照片,在网上遭到讨伐。

更要紧的在于,汤计当时正调查震惊全国的“王木匠诈骗案”:自称港商的湖北人王细牛,宣称要投资53亿,在呼和浩建设西北第一高楼,为自治区成立60周年献礼。经过在当地官场一连串的辗转腾挪,王木匠不仅拿到了黄金地段的50亩土地,更黑色幽默般地对呼市公安局实施了定向爆破。即使发现了王木匠的破绽,少数地方领导仍顾及面子,指示市政府垫钱垫料,直至全盘接手。

内参!汤计经过3个月秘密调查,引爆了此事。一位恼怒的领导打通汤计电话,“做事有点尺度,给自己留点后路,如果再这样,我会采取措施。”

汤计和分社社长一开始很紧张,担心自己的电话被人监听,拜托自治区领导查一查,对方核实后告诉汤计,“放心,没人敢监控你们的电话。如果发现有监控,我们立刻逮捕他。”

王木匠诈骗案在汤计的8篇内参之后,终告了结,公安局长和呼市市长遭到查办。“打老虎,你得有武松的本事。看完这些你会震撼,也会明白什么叫‘国社’。老实说,呼格吉勒图案我基本上是,‘抽空’在做。”

呼格吉勒图的妈妈捧着儿子的照片说,他走的时候18岁,整整18年过去了,如果活到现在刚好36岁

可是,“读书人有时候还是单纯。”

06年10月底,呼和浩市中院突然开始审理赵志红案,因涉及隐私不对外。呼格父母匆忙赶去,趴在法庭窗户外,只能看到你来我往的说话。后来得知,公诉机关10起命案只诉了9起,单单漏掉了毛纺大院奸杀案,法庭依此当庭宣判赵志红死刑。汤计接到在场警察的电话,“汤计,要杀掉赵志红,灭了口可完了!”

“人命关天,关键证人一死,呼格吉勒图案翻不了了。”汤计赶紧放下了王木匠的调查,写出第二篇内参《呼市系列杀人案尚有一起命案未起诉让人质疑》,希望能刀下留人。

没过几天,有人来敲汤计办公室的门,出示了证件,是警察。又要求看汤计的工作证,确认无误后交给他一份材料——嫌犯赵志红写的《偿命申请书》。

尊敬的高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您们好:

我是“2•25”系列杀人案罪犯赵志红,我于2006年11月28日已开庭审理完毕。其中有1996年4月发生在呼市一毛家属院公厕杀人案,不知何故,公诉机关在庭审时只字未提!因此案确实是我所为,且被害人确已死亡!

我在被捕之后,经政府教育,在生命尽头找回了做人的良知,复苏了人性!本着“自己做事、自己负责”的态度!积极配合政府彻查自己的罪行!现向贵院申请派专人重新落实、彻查此案!还死者以公道!还冤者以清白!还法律以公正!还世人以明白!让我没有遗憾地面对自己的生命结局!

综上所诉,希望此事能得到贵院领导的关注,并给予批准和大力支持!

此申请 谢谢!

呼市第一看守所二中队十四号罪犯赵志红

2006年12月5日

申请书原件写在卫生纸上,歪歪扭扭,错字连篇,汤计得到的是复印件。

“事这么个事,我怕寄丢了或者到不了,所以给你吧。我不知道咋处理,相信你知道。”警察说完,转身走了,一分钟也没停留。

那几年,汤计本人写过不少警界黑幕的报道,但那一刻他突然想起了“一分钱交到警察手里面”的儿歌,那崇敬和信任油然而生。

第三份内参抄录了《偿命申请书》,从分社到总社都一路绿灯。不久,“批示”再次显示了力量,赵志红案被最高院要求休庭。

其实,呼格案启动复查后,事情很快已经明朗:公安局认为是错案,检察院认为证据不足,但是,案子在自治区高院一堵是8年。最高院派人到自治区,要求调走案卷,但高院不予转交。

汤计从未想过,一起明显的错案竟在司法系统中阻滞了如此之久。苦恼中,他找到自治区高检检察长,“你检察院抗诉嘛,抗诉不开庭了?大领导比我考虑问题周全,他说,‘汤计,目前法院这认识,抗诉开庭维持原判,那是终审,这孩子永远成冤案了,你再写,建议异地审理。’”于是有了第四篇内参,《内蒙古法律界人士建议跨省区异地审理呼格吉勒图案件》,时间是2007年11月。

像是消除游戏,挪走方块又堵上了横杠。第二年,自治区换届,曾积极推动此事的领导退休、调任、升迁,政法委的助力没了,司法系统的新领导不愿接受烫手山芋。

每一年内蒙古最寒冷的时候,自治区召开两会,呼格父母总站在会场外,不说话,不纠缠,只是那么站着,眼神充满期待和怨恨。汤计每每见到,心里难受,但都不敢上前搭话,只能假装不认识。他开始寻找媒体力量,帮助《新京报》、山东卫视、辽宁卫视播发了案件报道,想要保持舆论的热度。

等待中,又是5年一度的换届。宣布胡毅峰当选高院院长时,汤计心里无比高兴,组织新华社同事拍摄了呼格案的电视片,在网站有几十万点击。他跟昭力格图一起录制节目,听他说起行刑的场面,忍不住留下泪来。

他的用意是给新任高院院长一个契机,于是呈送了第五篇内参《呼格吉勒图冤死案复核6年陷入僵局,网民企盼让真凶早日伏法》。没过多久,最高院派人到内蒙古,真正意义上的调查组终于重新组建。

后来当记者问呼格父母,申冤9年来,你们最担心什么?他们回答说,“最怕汤计被调走。”

如果不是汤计以内参作为武器,以及因此而积累的政法界资源,呼格案未必会有今天的结果。

有次某市的法院人员遭到被执行人围堵,警察协助不力,24小时水米未进,法院院长最后时刻只得向汤计“紧急呼救”。内参到达中央后不久,当地公安出动平息了事态。即使很多批评过的人,后来也都跟汤计成了朋友。一般来说,遇到问题他会先向地方政府提出来,“只要能解决,跟中央捣乱什么?”

当然,忌惮也有。连续曝出包头市“恶棍警察”等两起警界黑幕之后,每次汤计到包头去,当地官员都会感到紧张,四处打听造访的用意。

一定意义上,新华社内参制度的存在,对地方权力的运用造成了制约,是独立于地方党委的“第二管道”。2006年,曾有数位省领导要求取消新华社内参,希望充分信任地方党委,政治局给出答复是,这是毛泽东同志当年定下的制度,通过这个渠道下情上达,是不能更改的。

“‘耳目喉舌’,一般媒体只能称作党的喉舌,而新华社让党中央耳聪目明。”汤计说,地方党委都在当地为官,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出了问题肯定要捂着,而新华社是中央垂直领导,不受当地节制。

因此,新华社内参很少正面报道,大都直指地方治理的问题。至于汤计本人,正面报道更少,在30年的内参生涯中,他只报道过两次地方的正面典型,且最后都成了有全国影响的案例。

一个是牛玉儒,因为是副省级干部,他的事迹不能发报道,要先走内参。汤计写的内参使高层领导大受感动,要求调查人物是否站得住,确定事迹没有问题后,牛玉儒被树立为全国典型。汤计最得意的是报道的结尾:牛玉儒昏迷在病床上,闺女儿子都叫不醒,妻子趴在耳边说“玉儒,8点半了,开会了”。牛玉儒睁了眼,余光慢慢合上后再未醒来。

另一个典型人物报道,汤计更加谨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公安局局长郝万忠,晨练时心脏病突发去世,汤计接到报道任务后很为难,“鄂尔多斯很富有,满眼都是钱,弄不好的话,人物站不住,最后把我自己搞砸了。”

郝万忠去世后,办公室贴了封条,清点遗物时摄像机全程跟拍,打开门的一刻,在场的人都感到紧张——有的官员去世后,办公室搜出大量的钞票和财物,塞满了沙发和保险柜。打开郝万忠的保险柜之前,司机说,“不用了,他从来没用过。”结果,保险柜里落了厚厚一层灰,说明书还在。

真正让汤计放心的是郝万忠的家庭情况,他的兄长是一家集团公司的老总,十分富有,在公安局遇到问题时,比如手下干警住院急需用钱,郝万忠还要向兄长伸手要钱。“郝万忠这个人不爱钱,他的理想在仕途。其实想当大官没错,一个好官,比贪官要强多了。”汤计总结说。

在新华社总社的招待所里,汤计了自己30年来的“战役性报道”,一再说,自己为新华社记者的头衔感到无比骄傲。谈及内参制度,《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问他,怎么看待内参制度和公众知情权的关系,汤计回答说,“我是老党员,首先想的是有利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任何人只要给党的形象抹黑,我必须纠正,让大家对共产党坚定信心。这是我的思维。”

前两年,自治区领导曾希望汤计到市政府担任副秘书长一职,考虑许久,他拒绝了,“我随意惯了,嘴也臭惯了,到了官场肯定不行。”58岁,仍在第一线采写,他说自己不愁吃喝,感到很满足。

汤计生于山西大同,大学一毕业进入了新华社,身上透着耿直爽朗的气质。采访中途,他突然解开皮带,掀起上衣,让记者看一道手指粗、二三十厘米长的疤痕,“你能想到我是癌症患者吗?哈哈。”

做完结肠癌手术,2014年10月份汤计第一天上班继续追踪呼格吉勒图案,他担心身体不好,案件最后烂尾,年轻记者恐怕接不上。

11月20日,呼格吉勒图案进入再审程序,呼格父母没有让律师代笔,写下了诉求:请求法庭依法公正、公平地判决。李三仁挤公交车到法院递交,法官问,“这点要求?”“是,这点要求。”

历时9年,呼格吉勒图被宣布无罪的那一刻,人们记住了汤计双手合十祈福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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