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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访 | MH370失联297天 这不是讲故事,乔任梁自杀现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3月8日—12月29日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孔维源

12月19日,星期五,晴,未见雾霾,-4°到5°。在北京西客站对面的一家快餐店,坐了8小时57分钟火车的秦锋(化名)要了一碗牛肉面,“是每次都吃的那。”他对服务员说。

“7个半月,四七二十八,也是二十多次吧。”从5月2日撤离丽都酒店之后,他几乎每周都来北京,提前四五天订票时,会把回程票、下次再来的票都买好。

在早上8点钟的光景里,他声音洪亮,拐着呼和浩市民说起普通话时偶尔在句尾上扬的语调:“我也是挺有信心的,对我来说。我要是没有信心,也许一个月来一次。”

正在拖地的店员被他的演讲吸引,停下手里的活计,回头问同事:“那架飞机,M(H)370,还没找到?”

空荡荡的餐馆,一起陷入沉默。

“不好意思,我只梦到过一次”

“我母亲今年……3月8号的时候是70岁,她是3月21号生日,到现在应该算71岁了。”每次说到母亲,姜辉都会小心翼翼,说上一句,立刻把话题岔开:“说到我母亲年龄这个,到现在马航登记的初期报告上,我母亲年龄还写的是62岁。……而且这还不是一开始发生的事,是5月份我们离开丽都的时候,到这个时候基本资料还是错误的……”

3月份刚出事时,一位香港无线的记者问姜辉,“这几天消息这么混乱,你是愿意一下知道确定的消息,还是像现在这样来回来去地不确定呢?”姜辉说自己无法回答,“可能这样也挺好,还给我一个希望。”

一个月后,他给这位记者发了一条消息,说,“我能回答你当时的问题了。如果让我选的话,我选前者。”

那时候的他,每天的生活是抱着电视,“看所有的台”。十几天后关掉电视,坐在床上、桌前,“琢磨”。

“我活到41岁了,是在那段时间知道‘折磨’这个词的含义了。”

跟很多家属一样,从那时开始,姜辉几乎不参加朋友们的聚会,以前的社交都中断。他不跟朋友们提自家的事,朋友们怕他伤心,连微信群都另开了一个,原先的“部落”里,几乎没人再发言。

姜辉只向一位朋友说起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乘客名单上公布的年龄与母亲不符,他心存侥幸觉得可能是重名,便打电话给外交部的朋友,想让对方帮忙查一下护照号对应的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母亲。

“查护照这个事情,也很残忍。是说你得自己证明……”哥们的电话拨通了,姜辉一句完整的话也没说出来,挤出两个字“等等”,又过了好半天,又挤出3个字“发短信”,挂断。朋友很快短信回复,证实了。

“反正当时给我的那感觉是,我自己把我们家人、把我母亲按到了飞机上。”

回到家,姜辉把原先饭桌上摆着的照片都收起来,换上无根无源的装饰画。他要在自己的头脑里拦一道警戒线。每天熬到很晚,达到一躺下昏睡的地步,“没有再胡思乱想的机会。”

但人总是要做梦的。

“不好意思,我只做过一次。但那次那个梦……如果说梦要是反的话,我还挺喜欢这个梦的,不知道这个梦是正着还是反着的。”作为家属中经常充当代表角色的北京人姜辉,“表达”这件事,从来难不倒他。当有消息传出,“40位家属领了马方5万美金的提前补偿”时,认为签署协议意味着承认亲人已死亡的家属们表达了愤怒和不相信。他们在最重要的一个微信群(实名重要信息群,每个家庭只能有一位代表。重大事情决策时,家庭代表们投票表决,每个家庭根据各自的乘客数量,有相应的票数,但只能有一人代表出面来投票)里表决过,24小时内,有128票“不领”。中国乘客一共有154名。

他们要求马航这40人的名单,对方以“隐私”为由拒绝。姜辉说,那么,你给我开具一份书面材料,证明我没有领。其他家属也效仿。最终对方承认,“40”这个数据有问题。

6月11日,370失联96天。家属们查到马航在北京市里有一处办公地点,便自发前去。写字楼下,至少停着4辆警车。大楼需要刷卡进入,姜辉一个人冲在前面跟前台交涉,其他家属站在玻璃门外。我想听听他说了什么,被一个既没有穿警服又没有佩戴物业标识的男人把住肩膀,直接扭转,推出门外。

姜辉带着北京人有的“傲”和“爱管事”的姿态,加上一股债主般浑不吝的气势,被围在一群人中间。像堂吉诃德。

“对这个事情我实在是琢磨不透了。我已经没有脑力和精力再去思考这个问题了。现在我只能是说争取到我们应有的权益,争取到我们家属的知情权,优先知情权。”他事后对我说。他是学通讯的,他很明白,卫星的7组握手数据大概已经将飞机的下落,宣告在南印度洋。但他对数据公布不及时表示不满,对完整性存疑,进而怀疑它的真实性。况且除此之外,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飞机的命运。

“像他们说的,(我是)鸵鸟把脑袋扎土里了。没有任何证据之前,我不再相信任何人,我都不再相信人活还是死了,我都不相信……我要的是证据。(你要论证)1+1,你把1拿出来,你不用告诉我1+1等于几,我自己算1+1等于几,你把两个1给我拿出来可以了,是这样。”

6月11日那天的行动成果不大。物业的工作人员拒绝放行,只同意电联马航的人。一位女工作人员下楼来,隔着门禁,看见外面黑压压的人头,惊慌失措,转头跑。

张永利的女儿在飞机上。他被记者围着,“这没人管我们去雍和宫上香去。”

一位穿花裙子的女孩,是马来西亚人,男朋友是中国人,在北京工作。她举着iPad,上面是她坚持不懈搜索到的各结果。

“我去求签,没有一个是下签。我问菩萨:是不是在海里?菩萨说,没有在海里。我问菩萨:是不是飞机没油了?菩萨说还有很多油。”

60岁的戴淑琴,妹妹一家五口都在飞机上。事发后她一直睡在地上,因为觉得妹妹在受苦,自己不能享福。

5月份,姜辉和哥哥是家属里最后离开丽都的。马方宣布那里的家属协助中心5月8日关闭,但5月2日,有关方面开始遣散家属。姜家兄弟连赖带自掏腰包,愣是住到了预定时间5月8日。他心里不服,也想着要开一场新闻发布会。

“我在5月份的时候,离开丽都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如果我这一辈子能把飞机真相真的要能找出来,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值了。”

他抽万宝路的一款烟。每叼起一根,先在过滤嘴那咬一下,嘎嘣一声,好像一颗糖豆碎在里面。烟抽起来清清凉凉的,“糖豆”是薄荷。在丽都的时候,家属委员会开会,姜辉的烟抽完了,旁边的人递给他这烟,他觉得嗓子好受多了,但吃起方便面来才发现,嘴巴是苦的。

“王冠一,Steven,是当时我们媒体的发言人。那个胖子。”他这样说起递给他烟抽的人。王冠一已经很少参加家属们每周去顺义空港(马来西亚方面和中国外交部联合设立的370家属服务平台,地处顺义空港物流园)的行动,也排斥有些家属24/7不停表达的负面情绪。他觉得这些都没有意义,生活毕竟要继续。

“你梦见什么了呢?”我把姜辉岔走的话题给转了回来。

“我梦见他们确实不在了。我梦见了出事的现场。”他说。

程利平的小儿子现在也不提爸爸了,只是每每看到飞机会喊,“妈妈妈妈,飞机到了,飞机!我要变成奥曼,找爸爸”

“没有‘感同身受’这个词”

程利平和王爱玲(化名)面对面坐着,靠着窗子。餐桌上摆着两个菜,黄豆煸肥肠、手撕包菜。

这是顺义空港物流园里毗邻家属服务平台办公楼的一家餐厅。程利平每次来几乎都点这道黄豆的下饭菜。她是一名造型师,给赵薇和其他明星化过妆,有自己的百度百科词条:“她的设计多为随性创意,从古典仕女图与传统戏曲行头中汲取灵感,别是女性角色的设计,古朴典雅又融合了现代人的审美。”王爱玲是北京顺义人,父母还在郊县生活,她工作日在市里上班,做,周五到空港这待会儿,晚上顺路回父母家。她们的丈夫在飞机上。

看到程利平点的菜,王爱玲说:“程姐还在这找到了爱吃的菜。”

程:黄豆对女人好。包菜大白菜洋葱这些东西多吃。

王:那我(从我妈家)拿点黄豆。我家没有地,都租给人家了。(人家的)成片的黄豆,割完了之后地上还有好多,我妈去捡了一大袋,别多。我可以泡着炒点,正好冬天没有菜。

程:冬天怎么没菜,不是跟夏天一样嘛,啥菜都有。

王:可能是冬天要花钱买,夏天不用买了。人家知道我家没,夏天给的够吃。我妈夏天的时候了两架豆角,没打药,用开水焯熟了,放到冰箱底下冻上。

程:哦,对我们来说,冬天夏天都是一样。菜都是要买的。

她们的话题跟所有女人凑到一起时谈论的一样——买菜做饭照顾孩子研究包包。稍微有点不同的是,她们最关心的是飞机。饭间,餐厅领班突然喊:“你们吃饭去楼上吃。我再说一遍,去楼上吃。”程利平吓了一跳。我看了看,确定领班叫的是服务员。

“我说嘛,她能这么说乘客吗?”

程没有意识到口误。生活里很多更重要的事情,她都已经记不起来了,比如儿子的暑假是怎么过的。作为一个以装扮为的女性,她现在不化妆,皮肤变得很差,通身裹一件样子普通的肉粉色棉袄。儿子跟她说“想吃鱼”已经一周了,她一直没心情去买。开车时,她要戴上新配的眼镜,因为哭泣让她视力下降。她看清了前车的尾号,说,你看,995,“救救我”;还有尾灯,亮起来的时候,像两把指向中心的枪。

程表扬了王“上次做的蛋糕看上去很成功”,王开始兴奋讲述制作过程:打发蛋黄,边打边放白糖,分三次放,再放一点盐,放油,放面粉,打发蛋清成白奶油状,直到倒过来不会掉下来的地步。

“面包机是3月2号买的,刚做了两三次。他3月8号出事了。我老想着他回来我不老去上班了,去学烘焙。”在不厌其烦地说完制作过程后,王爱玲说。她的丈夫3月2日出差,头天晚上,俩人去超市买了一周要用的食品和日用品。此后,她再没有去过那家超市,当时兑换奖品而积攒的印花还在家里躺着,“活动早结束了。”前两天,她才带儿子去买鞋,发现会员卡已经不能识别,店员说,“超过3个月,不能用了。”

儿子上周生病了,死活不肯吃药。

“我一开始老纠结:不希望他长大。等爸爸回来了,让他这个事没有印象。从这次,我突然决定:快长大吧,生病可以吃药了。”王说。

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6岁,上一年级,从没有跟妈妈谈论爸爸的事。但有一次老师有事想打电话给家长,小大人儿说,爸爸出差了,没在家,别给他打电话。

小儿子两岁。程利平有时会问他:“儿子,爸爸能回来吗?”他说:爸爸过年回来,爸爸能回来。程利平觉得小孩子说话最灵验,听着高兴。

程的老公鞠坤是位武术指导,袁和平的徒弟,参与制作过《一代宗师》等电影作品。在马来西亚出差拍摄美剧《马可波罗》,程利平去陪他。中途鞠坤回国办事,准备4天后回去,让程在大马等他。3月12日的返程票再也没有等来它的乘客。

小儿子现在也不提爸爸了,只是每每看到飞机会喊,“妈妈妈妈,飞机到了,飞机!我要变成奥曼,找爸爸。”

程利平至今也没想明白,孩子为什么知道是飞机的事。她从来没跟他说过。这些日子,她还是时不时地给老公发微信,说燕郊的房子她给装修好了,租出去贴补家用,等他回来要是喜欢,重新装修,搬过去住。

他们以前的生活目标是努力赚钱买大别墅,鞠坤想通过“人才计划”落户香港,把孩子送过去读书,两口子出去旅行。以前的生活简单到有点“不食人间烟火”,是家和化妆间两点一线,闲下来了听演员们聊聊天。出事之后,她感觉自己“像一个孩子,刚走进社会”。

现在的程利平只想着,老公回来了,她做一块年糕,黏上去再不下来。她在微博上表达心情,赵薇、章子怡等明星都转发过,以前也会有数以千计的网友来评论鼓励。随着时间推移,评论变得“星星点点”。

“有的人甚至跟我说:你改嫁吧。……他可能出于好心,让我走出来,但是这个话……没有‘感同身受’这个词,所有的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你是感觉挺痛苦挺难受的,但你感觉不到到底有多痛苦,到底是怎么难受。”她看着窗外,在空港空旷人稀的场地上,她会突然指着一个背影说,“好像我老公”;走在街上,她会想着,老公会从对面走来。

9个月,戏都拍完了。《马可波罗》第一季第二集结束字幕:“In Memory of Our Friend Ju Kun。”

“我们的痛苦永远停留在3月8号那一刻,不可能有什么变化的。”程利平说。

张倩(音译)拿着自己和丈夫的合影。丈夫随着航班失踪后,她整个人都崩溃了

“我的宗教信仰是做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这9个月不是‘活’过来的。时间对我来说已经停止了。我活着只是为了我的小儿子以及等待再次见到普里亚。这9个月,我是假装活着,我也笑,但内心在哭泣。伤痛弥漫在我全身,这不是上帝希望我们过的生活。”

在这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得到了Niloufar vaezi的直接答复。她的儿子普里亚(Pouria)是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在阿扎德伊斯兰大学念计算机工程专业。3月8日,普里亚持假护照登上MH370。在飞机失联初期,被怀疑为恐怖分子。当时我们联系她,两次她一听是记者直接挂断。

“你能想象我这些天的感受吗?一个女人带着13岁大的儿子在异国生活,没有任何支援,对祖国又充满恐惧,(这个时候)别人告诉你:你的儿子是恐怖分子!!!!”她用稍有些语法和拼写错误,但书写得别认真的英语回复我们的邮件:“我受到的教育是,当你不了解对方的时候,不要草率评价。他们(那么说)伤了我的心,但我付之一笑,我的儿子痛恨战争,痛恨恐怖分子,他只求和平、自由的生活。”

目前居住于汉堡的Niloufar48岁,无业,正在学习德语。她2010年诊断出乳腺癌,正在接受治疗。由于在原先的家庭,遭到丈夫殴打,2012年11月,她带着小儿子逃到德国。

跟大儿子普里亚分别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用电话和Facebook交流。

“我尊敬德国政府和人民。我跟普里亚谈论这里,他知道去一个自由的国度生活是值得经历一些冒险和苦难。”普里亚的行程单上写着,德黑兰—吉隆坡—北京—阿姆斯丹—法兰克福,是他和家人共同期待的通往自由的路。

“他想来这里上学、工作,寻求更好的生活。然后,我们希望把他的女朋友也带过来,他们打算结婚。”

普里亚刚开启漫长的旅程时,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那是他奔赴吉隆坡国际机场前10分钟。他让母亲在他抵达法兰克福前,不要再打来电话。他还说,他非常累,非常饿。母亲回答:我会为你准备所有你想吃的食物。

“只有普里亚能帮我,他不仅是我的大儿子,他还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后援,是我快乐的源泉,是我撑过这灰暗日子的动力。”

失联的消息传来,Niloufar不敢在小儿子面前哭,害怕他会伤心、焦虑——他对普里亚的感情,甚于父母。Niloufar连自己得病的消息,都没有告诉自己的母亲。

“在这里,我无人倾诉。当然,我要照顾好我年迈的母亲,我应该向她我内心强大,但是只有上帝知道我究竟如何。我去看心理医生,他劝我接受事实,但我不知道我应该接受什么。我笃信上帝,如果他只做到‘好’(good),我会让他做到‘’(best)。”

是的,Niloufar不是穆斯林,她是一名基督徒。

“我的宗教信仰是做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希望思想自由,希望世界和平,内心安宁。我生来是个穆斯林,在我的祖国,只能做穆斯林,他们会杀掉改变自己宗教信仰的人,但是上帝和善而卓越,我是基督徒,普里亚也是。”

驻柏林的马来西亚大使馆的两名工作人员来到汉堡见了Niloufar,“他们都非常友善,但他们发给我的邮件(里的信息)我自己在电视或者网上都能看到。当我告诉他们我雇了一个律师的时候,邮件停止了。”

在德国,Niloufar养了一条狗,她的Facebook上贴满了狗狗的照片。普里亚喜欢狗,在伊朗的时候养了一只。Niloufar离开后,普里亚不得不把小狗送人。Niloufar仍然记得他哭泣时伤心欲绝的样子。

我问她,普里亚出事之后,伊朗国内是什么反应。她说:“在伊朗……不重要了……在伊朗,人命是最不值钱的玩意。很多年轻人对此不满,想要移民到别的国家,这有损政府颜面,所以他们无视这些诉求。当然,我也不会接受任何伊朗记者的采访。”

“这不是讲故事,这是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死去活来多少次才能等回我们心爱的人。我们要真相。”她在回信的结尾说:“我们永远不会放弃,真相很快会闪耀光芒,毫无疑问。”

“撒谎是最累的”

秦锋觉得自己像个上访户。背着个皮质的单肩包,锲而不舍地往来于家乡和首都。家属们心里都清楚,去空港一般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不能不去,不去了别人以为这事没人在乎了,以后一旦有情况,找谁去?

有些老人家天天或者隔天去空港,没有具体的事,他们去了也不发一言,找个位置坐下来,待着。好像这样子为自己和对方的工作人员都找到了事情做。

这位中年男人衣着整齐,每周跟公司请假,时常顾不得领导批不批准、扣不扣钱。他的外甥黄宇明(化名)在飞机上。

秦锋太熟悉自己的工作了,“闭着眼睛”知道手下哪里出错,看一眼知道工期能否按时完成。现在,他的脑细胞都用来琢磨飞机,为此,他把二十多年来打麻将的爱好扔了,连家族遗传的嗜睡症状也完全没有了。

3月份,首都是解冻花开的季节。秦锋的姐姐和姐夫没有接到儿子。姐姐有轻微的花粉过敏,不知在北京有没有发作。倒是后来去了几次回龙观医院,看精神科。

寒来暑往,春去冬来,时间的流逝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残酷。

秦锋总是鼓励姐姐,孩子春节一定能回来。他觉得要是过年都不成,姐姐可能“过去了”。

从北京西站起,他要9号线倒4号线倒10号线倒13号线倒15号线,行程25站,46.3公里,耗时两小时才能到达顺义空港。

我问秦锋,这么奔波,什么最累?

他回答:撒谎是最累的。

孩子的八九十岁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现在都还瞒着。

“众人帮着撒谎。”

事发时,爷爷奶奶看到电视说马来西亚到北京的飞机没了,也知道孙子在那几天回京,闹着要跟孙子打电话。两大家人凑到一起合计,决定让秦锋冒充外甥,打一个电话。其实秦锋跟外甥的声音并不像,只是语速都比较慢。

根据事先商量好的,秦锋打来电话,黄宇明的堂妹先接起来,叫“哥哥”,两人互相问候,谈论一下学习,然后故意说,爷爷跟你说话。爷爷耳朵有点背,加上前情铺垫,基本相信了。秦锋在电话里说,已经回北京了,现在单位要进行一个月的封闭培训,不能再打电话了。爷爷应了,说,跟奶奶说几句吧……秦锋把电话按了。

这样骗了一个月。家里人觉得预支这么久,问题总该有个答案了吧。结果期满后,爷爷先发制人,要求立即给孙子购买往返飞机票,回来看一眼行。一大家人又开始研究,他叔叔想出了接下来的“剧情”。

故事的发展进入悬疑剧的套路。他们告诉爷爷,他的孙子刚培训完,被国家保密部门看重了,派到国外执行任务,“不能跟你通电话,也不能告诉你信息,怕把行踪暴露了,他也可能受到生命威胁。”

“一个谎言说了以后,可能要有十个一百个谎言要补充这个谎言,所以你别累。虽然你是个善意的谎言,是为了帮他们渡过这个难关,带着他们往前走一走,但毕竟是个谎言……”

爷爷正在等待春节的到来。

诗和远方

12月19日,星期五。家属们在空港跟工作人员吵了起来,诉求得不到满足,他们相约去外交部。在朝阳门那栋大气建筑门外,等了5个小时。冷的时候,戴淑琴提议大家背靠背站着,互相取暖。只有姜辉响应。靠着的时候,戴说,姜辉,今天给你拿的饼,我分给大家了。姜说,放心,我吃到了的,没吃到的话我会委屈的。那感觉,像姜辉找到了一个对母亲的寄托。

河北定州人赵胜军的儿子在飞机上,是从新加坡务工回家。赵胜军的父亲责备他,“多挣多花,少挣少花,你非要叫他出国,这下可好!”

赵胜军从此不出门,除了来北京。不社交,除了联系家属。不工作,借钱度日。不笑,连钟爱的酒也不喝了。

“出国打工在我们那里,是流行,不是说我让他去,而是大部分的都在外国打工。我的亲戚,他的那些小弟兄们,表兄弟姨兄弟,都在外国打工呢,没想到这事落在我头上,他要怨谁怨谁吧,没办法这是社会潮流。”本来他今年的故事是3月8日儿子回家团圆,3月16日他启程赴安哥拉监理工程。

“我以前每天在外边,跑了好多地方我这一辈子,到处给人家在工地上帮忙,带工啊什么的,后来我又学了高铁上的技术,修高铁,海南岛那个东环铁路是我们修的,我去修那个高铁,各方面技术我都有。”

瓦匠、木工、三轮司机、包工头,老赵的人生轨迹是家族脱贫的希望。北京顺义、天津北辰、内蒙古、银川贺兰县、石家庄,老赵为了谋生走遍天下。

在海南岛,他带上了老婆和大儿子(“飞机上的”),在岛上过了春节。那时儿子21岁,准备接班学手艺。他们全家都喜欢海南,那里的人们生活朴素而舒展,不知不觉自己也被感染:“上海滩,拍拍照,玩玩,坐坐小船,有时候钓钓鱼,那时我们是跟我儿子在一起,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像赵胜军一样,邯郸农民栗二有时也会想起跟儿子共处的时光。

栗二有生在农村,显得格格不入,他在家里布置一架书,成为村里的奇观。他从小教育儿子,“元素周期表是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发明的。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物质?为什么有人能发现这些物质?”在他鼓励下,儿子成为全村全镇的骄傲,考上大学,毕业后在湖南工作。后来因为“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跳槽到中兴手机,被外派到马来西亚。助学贷款刚还完,原以为家里生活从此改观的栗二有,悲愤之时便可出口成章,大概是“赋到沧桑句便工”吧。

他与儿子最愉快的经历是经常一起探讨《鲁滨逊漂流记》。

“我们会聊到哲学、历史、地理,会聊到很多。‘鲁滨逊到底在哪个岛啊?’‘这个岛有多大?’‘这个岛上有什么居民?’我们经常会争论这些。‘如何一个人在荒岛上生存?’这两年我们一直在探讨这个。虽然我们是父子,但一直像朋友一样处着,无话不说,从没有过隔阂,争吵只限于学术争论。”栗二有骄傲地说,鲁滨逊是儿子心中的英雄,他买了这本书的中英文版本研读,还把英文版背下来,诵读给父亲听。

“现在我儿子已经失联9个月了,我们认为这个飞机已经被劫持,降落在了一个荒岛上,我想这可能应验了儿子少年时期的想法吧,我相信他一定在那里好好活着。这是我们的希望。我从来没有做过梦,因为我儿子在哪个岛上,独立的生活,我做什么梦呀?”

(感谢徐丽宪、林珊珊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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