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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王晶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黄鸿江

怎么对你说王晶呢?

他太胖了。上电视台做节目,勉为其难地为西服系上一个扣子。这颗站岗的扣子尽职尽责地固守本土,拼了命地抓着衣服不弹出去,硬把两侧对称地揪出褶皱。伏案的时候,肚子让他身子的主体与写字台保持着相当可观的距离。他偏又是那么热爱伏案书写。

“我喜欢笔和纸摩擦的那感觉,感觉是你和文字在做爱。”

他头发也剩得不太多了。眼睛不大,但眼袋深重。最多的时候,他一年拍9部电影。赶工期的时候,5个星期要交出一部,老板吩咐之时,他手上只有10个字:“整蛊专家”、周星驰、周润发。

明年5月,他将步入花甲。这位金牛座的肥胖谢顶男士是20年来香港电影的票房王。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他同香港影视业一起经历黄金时代,一起在低谷中求生存,也一起北上大陆谋求进一步发展。香港电影的时期,他跟90%的一线明星合作过,捧无数明星登上顶峰。在他电影生涯的低潮期,即2005到2006年,他才获得两次香港电影评论学会颁发的编剧奖。

他很少微笑,要么板着脸,要么夸张地“哈哈哈”,瞬间收住,变回严肃。如果忽略体型,我觉得他像只狐狸,像法国北部11世纪左右传说的列那狐——在产业转型、城市形成期间的市民阶级的代表。他现在的身份是贵族,但摆脱不了市井的实用。他既有攻击性,又有恭顺和气的一面。他在电影里开着“屎尿屁”的下三流玩笑,书架上摆着《资治通鉴》和《辞源》。他不介意别人称自己“狡猾”,“狡猾可以保护自己”。他喜欢别人看不懂他,寂寞也得意。

电影制作人向华胜曾是王晶的老板,他叫王“健康宝宝”,“因为我不抽烟、不喝酒,然后他说我是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面的人。我没见过坏人。在他的介绍之下,我见了很多‘坏人’。”王晶觉得,身为江湖中人的老板在帮助他成长,或者,“那些‘坏人’对我不坏”。

“我相信曹操都有知心友,关公都有对头人。有的人,大家觉得那人是坏人,他对你好行了,你管他坏不坏,对不对?”

80年代及之前出生的观众,提及王晶,头脑中很容易浮现昏暗的录像厅。娱乐贫瘠年代,王胖子带着各色香港明星,放肆地搔着你心里的痒。但很少有人称赞,顶多表达一些感念。他也直通通地说,什么都速朽,想要永垂的是笨蛋。

这个向来只关心荷包、从不谈主义的电影商人,因为香港发生的非法“占中”活动而发声。10月16日这天,他在言论平台微博上宣布自己“反占中”:

“黄秋生先生,杜汶泽先生,何韵诗小姐。我们曾经有过很愉快的合作。我也尊重你们可以有个人的政治主张。但绝不认同。为免尴尬,你们的联络方式将会在我手机及电脑删除。祝生活愉快!”

快60了的王胖子,又搅起话题,人言人语又朝他砸来。

丛林

王晶位于市中心的工作间在一栋大楼的16层,外表低调,没有悬挂招牌。大楼周边是尖沙咀警署、九龙公园、机场快线九龙站和未来广深港高铁的车站。环境的热闹可以想见。街转角的茶餐厅也很有名。以前有黑社会背景的人常于此谈事,街对面有警方长期拍照监视。餐厅易主后重新装修,把临街一侧改成落地玻璃,古惑仔们再不敢来。餐厅开始受到大小明星的欢迎,但他们也都选择空出玻璃窗边的座位,躲在里面的茶座。

电梯门打开,王晶的公司只挂一张小牌匾于雪白的墙。进门迎面的墙上是一幅墨宝:“天下第一”。他做《天下第一》时,一位朋友的书法家朋友,写了这幅字送他。

“这是……对你的褒奖?”我问。

“嗯……其实是捧场吧我觉得。这行讲的是大红花轿两人抬的,互相捧场吧。”他答。

“但是你挂在这个地方,还是能够体现你的……性格。”

“骄傲?”

“对。”

“哈哈哈哈哈。”

“是的吧?”

“是。”

王晶入行,父亲王天林并非他的授业师父,他被托付给刘天赐调教。在TVB做编剧出色,后签了邵氏直接当导演,副导演都没做过便要开机。他头天晚上还在问已经身为大导演的父亲:“到底有多少Lens(镜头)的?”“什么是虚拟线?”王天林教得用心,但儿子其实并未学懂。

“老爸,明天你陪我去拍戏好吗?”

王天林答应了,在现场陪“导”三天。

“你来,坐在那行了,让大家知道我是你的儿子,我不要灯桥板上有东西掉下来。”王晶担心工人欺生。据说,“有一位粤语片名导演因为迟收工,而在一声收工后马上当场被关了大掣电闸,漆黑一片,要两个人点着打火机扶他出厂。”

这部片子便是《千王斗千霸》,谢贤和汪禹主演。

“当时邵氏是个jungle(丛林)。”王晶知道头几天拍完一定会有人暗地里传看粗片,“如果没什么可看性,后面的日子一定难过。”他决定前7天先拍最精彩桥段“四大千王打麻将”,“所有主角都出场,功夫、千术、技全有。而且第一时间剪好,准备有人来看时,令人家看得舒服。”从此以后,再无人刁难。一个月后,小王导演掌握了所有其他技术环节,追随父亲脚印,搏战于菲林片海之中。

无梦

外界总是觉得,老王和小王完全不同。老王谦逊,小王张扬;老王文艺,小王嬉皮;老王是宗师,小王……不入流。

“我和我父亲一点都没有不同。”

如果从从业动机来看,王晶说的是实话。

“所以你问我,对拍电影有什么抱负,那时只有一个字,是钱。”王天林在《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中回忆,“当年为了生计,我什么片都拍;粤语片、潮语片、国语片,甚至夏语片我也拍过。”

王天林是抗日战争前后移民来港的那一代青少年,颠沛流离与搏生活是他们的历史标签。况且他需要供养的人也多,除了妻儿五人,还有叔公一家四口,母亲,以及小姨子。偏偏王晶的母亲嗜赌,两次掉进同样的骗局,令家境愈加惨淡。

母亲第二次闯祸时,王晶已经考上香港中文大学,大一后也进了TVB赚钱贴补家用。母亲的行为让两父子崩溃,“我哭了一个晚上,向自己发誓,这辈子,我不要再这样哭了。”王晶的人生态度在这个关口定型:“我决定走不空谈只务实的路,我不能再让家人受我跟父亲一样的苦。所以30年来我只拍商业片,但我敢说,我给了我家人我能提供的的东西。”

王晶深知父亲“太苦”,明明很“文艺”,却被逼着去拍很“俗套”的片子。他三四十岁才看父亲的代表作《野玫瑰之恋》。

“老爸,你真是50年代的王家卫。”

父亲告知,当年完成该片,所有人都说,你做好礼服,准备拿奖吧。后来……礼服一直躺在衣柜里。

“是人家花钱让他没有得那个导演。”王晶记忆中,父亲曾向他这般透露。而王天林在自己的口述历史中说,邵逸夫认为《野》片是抄袭《卡门》,决不能得奖,故而拿下。王天林在文中并未做一字争辩,他只是对王晶说:“仔,奖系命,你命中有有,冇点都冇。”

“我那么多年以来,一直对奖项看得极之淡泊,是被他这句话影响的。”很多人都问我,王晶你要不要拿一次金像奖?实际上我拿过一大堆奖,是没有金像奖。我说,现在不很好吗?现在有30、40个人拿过金像奖,我(也)拿一个,不跟他们一样吗?那我是不拿,是(跟他们)完全不一样。”

早年王晶曾在访问中提及父亲在圈里的不愉快经历,称“想替父亲讨回所失的”。十年后,当时的访问者再度问起,“可觉得自己已替他讨回了没有?”王晶答:“我想已讨回了。”

王晶曾书写个人史《少年王晶》和《王晶江湖》,他说这两个阶段之间几乎没有过渡地带,“差不多是一步跨过去的”。大概在1989到1991年间,自己成为制作人后,“这个行业的飞速地发展令你没法不迅速成长”,一下子“从一个还有一点童心的人变成了狡猾的人”。

他一点都不为磨灭掉的童真而痛心,“我为自己成长而高兴。好像在一夜之间成长,我觉得是少了一个阵痛期,那很好。”

留恋或者痛心,“我想那还是有梦的人才会有的感觉,我是很早没有梦。”

王晶拍了很多赌片,虽然近些年来反响不似从前,但在人性的追索上似有发展。在2007年的一次座谈会上,学者登徒问,《提防老千》(2006年)中王晶所饰演的角色是否表达出“希望维持电影里那个世界的公义”。王晶的回答不那么令人兴奋,但听上去很真诚。

电影的结尾,王晶饰演的十四哥在用计除恶后,与搭档的风尘女子分别,从小巴走下来,拖着拉杆箱,湮没于人海。他设计的结尾原本是,太太抱着儿子来接十四哥,说:“你上大陆那么久的?”十四哥答:“是的。这些日子也不会上了。”

“那是说,老千也是人海中的一员,普通人而已,并没有什么千王、赌圣,任何老千,无论多老练,混于人群中,也不能分辨出。再拿我跟陈炜(风尘女子)在电影里的关系来说,我只是聘用她,金钱上她说可以往后才说,我却要数目分明,她想约会我,但我们只有工作关系,不发生感情。是如此专业,没有所谓的公义问题,只是有人愿意聘用我,让我赚钱,又不是坏事──碰巧是追求公义,那好,我干。是这样而已。”

风云际会中的小市民

“现在看到雨伞很敏感。”他看着摄影师架起的柔光伞说。

摄影师跟他商量在镜头前摆几个动作,比如用手指着前方。王晶拒绝了。“手指着有攻击性。”

但他在微博上可是语词不饶人,堪称凌厉。

“香港很多年轻人不了解内地,信了某些传媒对内地生活的刻意妖魔化。我这十年每年在内地四五个月,跟很多年轻人接触,他们都很上进,充满希望,对前途都充满热情和憧憬,他们看得见美好的未来,因为政治稳定。历史告诉我们,政局一乱,经济死。没有经济、只讲政治的地区,哪有明天?”

他也提出,“这一次的占领活动,设计者处心积虑利用年年轻人去打前锋,看准了他们入世未深,正义感强烈,订做一件写满正义两字的外衣让他们穿上,用心极阴险,父母劝他们不要去……”

王晶的女儿王子涵10月16日在Facebook上更新状态,表明在占中和父亲发声问题上的立场:“老实说我也不认同他的做法,但同时我亦非常尊重爸爸的政治方向。是次集会开始有暴力行为后我再没有参加……我好希望香港人可以尽快回复平静,(有人妖言惑众咋傻仔!)香港人不是一家人吗?”

“我觉得她已经25岁了,她应该有足够分析能力去分析这件事是对是错,如果她认为这是对的,我也不能逼她跟着我走。”

“假如,假如她跟那些学生的情绪、想法很相像,她也上街占路,或者有类似的行为,你会阻止她吗?”我问。

“我会跟她说一次,如果她坚持,我不会阻止,因为她是成年人,她是一个个体,不是我的从属。如果她一定要做犯法的事,我只能够请警察抓她。”王晶答。

同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两代人之间对于这座城市的理解显露出分歧,他也尽力以朋友相处之道对待女儿,像当年他与父亲的关系。

快60岁的王晶,思绪时而回到从前。

小时候,九龙只有一条干道叫弥敦道,旺角是最旺的地方,铜锣湾的热闹还没兴起,尖东的一端全是英国人的军营,现在海旁的星光大道一带,那时还没被填海造出来。

从香港60年代的一些混乱、70年代的工业飞跃、八九十年代的电影黄金时代,到97年香港回归,王晶和城市一起成长。1997年7月2日、2000年1月1日的报纸,头版的烟花喜庆;还有双层大巴从天桥坠落,21人亡故,2001年愚人节那天张国荣自杀身亡等,这些留在传媒上的历史时刻,他都保存在办公室的柜子里,年根岁尾会取出翻看。

“我对香港有很大的感情,是这样。”他说,“我一个小市民,我不认为我能抓住很多东西,可是我能抓住的我都抓住了。……差不多每一个风云际会的时刻我都在。虽然我并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可是我都是用自己青春在见证,我也敢说我是曾经为香港贡献过的一代。……有一段时间我真的为香港人带来了很多欢乐,我也觉得这够了。我并不是一个那么伟大的人,可是我是觉得,我尽了我的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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