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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生 我在台湾这几年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孔维源

飞机降落到台北桃园机场时,刘旎的心一下放松了,看着窗外熟悉的低矮古旧房屋,她默念一句:台湾,我回来了。

这是她来台湾的第四年,按照预定的计划,这一年,她要实习、找工作、离开台湾、回到大陆。作为2011年首批赴台读本科的742个学生之一,刘旎的计划是这批学生常见的选择。

3年前,台湾高校首次面向大陆招生,台湾公立大学只招收博士生、硕士生;私立大学和离岛的金门大学及澎湖科大,可以招收大学部学生。在台湾,他们被统一称作“陆生”,2011年也被称为“陆生元年”。

来台之前的暑假,刘旎曾计划和母亲到台湾毕业旅行,没想到,她被世新大学录取,未竟的旅行挪了两个月后,持续了4年。

当被问及“如果没有‘三限六不’,你会不会留在台湾”时,刘旎的答案和大多数陆生一样,犹豫一下,摇头:“我还是会回家。”

台湾,终究不是第二个家。

海峡很浅,很近也很远

高考完填志愿,父亲顺口提到台湾今年计划招生,一家人在废纸篓里翻到了旧报纸,豆腐块大小的消息上写明招生基本信息,截止日期正是当晚12点。刘旎匆忙填了5个志愿交上去。

查结果的时候,录取页面没有任何修饰,中间一个对话框写着“恭喜你,你已被世新大学新闻系录取”,光顾着高兴的她没在意简陋的录取系统。她打电话问班主任意见,班主任惊讶地说:“啊?可以去台湾了?我不知道啊,你自己拿捏吧。”

拿捏的结果是冒一次险。去之前刘旎试着了解学校基本情况,台湾学校刚开放招生,资料信息很少且良莠不齐。一个网友评论:世新,都是有钱人上的,别去。刘旎忐忑,脑袋里飘过的是《流星花园》的画面。

忐忑劲儿没过,台办的人找上门来了。那年韶关去台湾的陆生只有刘旎一人,广州台办意赶去她的高中,对她进行一番思想教育:“你是去读书的,不要碰政治。你是第一届陆生,你代表的是大陆学生,你的行为会被很多人注意。你是文化使者,你要宣传大陆的好。如果有人要你当间谍,千万不要。”

刘旎愣了:“我是一个读书的,为什么要担负这么大的历史重任啊。间谍?台湾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在她的想象中,台湾有很多明星、很多文人,美食处处有。台湾很自由,电视上会放议员吵架,扔鞋砸脸,“感觉好有趣”。台办的谈话让她的期待变成了害怕。

录取通知书寄来了,与刘旎预想中光鲜亮丽的塑封硬纸不同,世新大学的通知书是一张软软的A4纸,在信封中跨越海峡几经转手,被揉出褶皱。母亲看着抱怨:大学通知书,人生一次,还做这么烂。刘旎开玩笑地说道:“幸好是彩色不是黑白的,不然不去了。”

对被父亲抓着填完志愿的张一童来说,高雄义守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则让他与幻想的距离一下拉近了:看完《痞子英雄》,他一直疯狂地想去高雄看看。

赴台的准备并不轻松,除去详细的全身体检,还要办理各文件。由于是第一届,政策又刚出台,连办事处都不知道一些证明该如何办。刘旎到韶关办证处,办事人员刚巧收到传真机发来的赴台文件细则,手一摸还是热的。刘旎第一次体会到“和政策同步”的感觉。

忙活了一个暑假,不少陆生几乎是在开学前两天才办完了全套手续,被漫长时间和冗杂手续拉长的海峡一下缩短了。初到台湾,这批高中毕业生体会到了比空间和时间更遥远的距离。

读于中原大学的杜仑到了机场便坐上学校的迎新大巴一路奔驰,顺着车窗往外看,道路窄,房子矮,一点点撕碎了杜仑想象中“像上海一样繁华的感觉”,“怎么都旧旧的,像乡下。”

范柏轩是打车到铭传大学的,他的校区在台北市北郊的一座小山上,山下是台北著名的士林夜市。车开到一处平地上停下了,范柏轩以为还在半山腰,探头问司机:“这是了?”司机说:“这是了。”“哇靠,不是吧!”看着并不豪华的校园,范柏轩半是无奈,半是失落。校园沿着山路往上建,从底走到顶也不过10分钟。

在陆生赴台之前,台湾人对大陆学生的印象停留在交换生身上。这批在台停留半年的学生,大多抱着旅游心态去,一到台湾便买了机车以方便玩乐。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期末为了拿到学分,考试甚至会作弊。在媒体的报道中,偶尔在课堂上出现的交换生被贴上了“僵化、严肃、古板”的标签。大陆学生像大陆游客一样,在台湾并不受欢迎。同时由于交流不多,台湾学生并没有因交换生对大陆有更多的了解。

和杜仑、范柏轩一样,张一童刚到台湾时,被问得最多的便是“你们厕所有没有门?”“你们家里是不是贴着毛主席的画像?”“你们乱说领导人坏话会不会有人来抓你?”他总是无奈地笑笑,“那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台办的谈话让刘旎心里充满警惕:“我挂着陆生的头衔去,矫情一点说背负着国家的重任。我会在乎自己的说话和行为,怕台湾学生觉得,哦,你这样做,所有陆生都是这样,那大陆人也都是这样。我怕自己代表了一些东西。”同学谈论大陆腐败,问到刘旎,她会挑着说一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或是“也有不腐败的”这类无关痛痒的话,而不会讲自己真实的想法。

一次上英文课做题,一道“have you ever been abroad?”刘旎打了个叉,旁边同学看到,生气地说:“你现在不是在台湾吗!”刘旎一下反应过来,两岸关系在彼此青年眼中是不一样的。“我们从小受到教育:台湾是大陆的。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这在他们眼里是不一样的。很多人都觉得,台湾是自己的,我们还是外来的。”

刘旎慢慢意识到她并不能代表大陆:“他们会自己观察,我刚来的时候太单纯了,以为他们会通过我的眼了解大陆。其实他们把我当成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的代表。”想法转变的过程,花了整整两年。

张一童(图/大食)

同学,你有张大陆人的脸

张一童和台湾朋友上街,看到穿着和台湾学生明显不同的路人时,台湾朋友会侧过头说:“诶,穿那样,一定是大陆的。”他们也时常会跟张一童说:“同学,你长着一张大陆人的脸。”张一童至今不明白,大陆人的脸究竟是怎样。

“陆生的脸明显是沉重的。”刘旎说。大三下学期,她和一些陆生聚会已经开始讨论毕业的动向,实习哪里找,课业怎么办?考研还是工作,出国还是回大陆?“我们会很紧张,不知道能不能得到想要的生活。比如我想要回广州,有一套房子,把爸妈接过来一起住。这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但是我会想。台湾的青年不会,即使是大四了,还是满嘴吃喝玩乐,不会对未来担忧。相比起我们,感觉他们不思进取。”

在张一童眼中,同龄的台湾青年上课很不认真,打工和玩乐是生活的主旋律,课堂人数从大一到大四递减,有时十几个学生一起去看电影,课堂空掉一半。义守大学在半山上,没有住校的同学需要骑摩托车上学,一些同学起不来不上课了。班上超过50名同学,常规逃课人数为五六人到十五六人。

玩乐的首选是骑摩托车,深夜骑车去某个地方看日出或是吃东西,他们叫“夜冲”。张一童去过一次,从高雄到台南。他坐在后座打瞌睡,脑袋不停撞朋友的头盔。朋友说:“诶,不要睡。”他强睁眼睛,试着看周围的风景。高雄到台南的路在台湾西部,路的两边是千篇一律的草地和民房。北回归线以南的风和煦温暖,吹来阵阵睡意,他实在没撑住。

好不容易到了台南,一群人去夜市,吃了碗豆奶宗,又骑两小时摩托车回到高雄的出租屋睡觉,第二天玩游戏,晚上重复。

“他们管这叫热血。我觉得是闲得没事做。每天想着去哪里吃,去哪里玩,动不动骑摩托车去阿里山看日出。凌晨两点多说:‘走,去阿里山。’受不了,一晚上头都疼了。”

除了夜冲,热血的方式还有夜唱和夜店。夜唱是通宵唱K,夜店是喝酒跳舞。张一童去过一次广州的夜店,舞池里所有人站着,只有边上的大叔呜呜啊啊摇晃着发福的身子。台湾的夜店很放得开,所有人都下舞池,一起跳。

“玩嘛,这礼拜夜冲过了,下礼拜夜唱,下下礼拜去夜店,轮着来。白天睡觉,醒了玩游戏。这是他们眼中的热血,做一些疯狂的事情。”

“台湾90年代以来广设大学,现在超过170所,升学率几乎100%。当人人都能上大学时,竞争力会下降,他们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气去学习。”辅仁大学的夏逸平分析,“而且台湾环境比较自由,老师不敢对学生提太多要求,学生也更加随意。”

刘旎也是到了台湾才明白,为什么录取通知书会那么简陋。“招我们是为了填补大学招生的空隙,台湾的大学多的是,志愿可以填几百个,很多学生填到最后都是乱填的。他们不会觉得这决定了命运,不会觉得上大学是一个大事,更不会觉得通知书有多重要。”

夏逸平很喜欢台湾的高校资源,他所在的辅仁大学,有80%的课会用到英文教材,有不少老师是海外留学回来,加上环境自由,他收获很大。“陆生会更用心,来之前都是在激烈的环境中打拼,来台湾之后可以轻松应对,我们更有竞争意识。”

范柏轩班上的同学都喜欢打工,对未来没有规划,拿个文凭行了。一次去淡水,范柏轩看到景点的炸鸡店招聘启事,店长月薪六万六台币,一月4休,招应届生。他算了算,一个月一万五左右。“人家大学毕业,在炸鸡店收入都可以过万了,还认真学习做什么?”

“我们早早担忧自己不能得到想要的生活,但是台湾学生好像觉得,未来即使只有22K,只有温饱,但以后的事,我踏入社会再想吧。对于我们来说,未来是眼前的事情,一比较会觉得,他们太慵懒。”刘旎说。她现在已经能清晰分辨出哪些脸是台湾学生,哪些脸是陆生了。

范柏轩(图/大食),赴台留学生

小镇生活指南

第一节课自我介绍,刘旎的陆生朋友告诉她,班上一个男生拿着照片对全班说,大家好,这是我男朋友。刘旎吃了一惊,原来台湾已经开放到这程度了。可当她看到满屏幕的娱乐节目和岛内新闻时,又会讶异,他们的思维怎么这么封闭?

钓鱼岛事件时,台北游行,刘旎去凑了凑热闹,现场所有人加起来不到两千,同期台湾新北市的贡寮建立第四座核电厂,当地数次反核游行,人数多次上万。这对刘旎是个冲击:“他们不觉得钓鱼岛明天不在台湾了,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不像大陆,钓鱼岛划到日本像家门被人砸了一样。”

范柏轩认为,台湾整个社会都处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状态:“他们不关心外面。过自己的生活,彼此关心,觉得自己幸福度高可以了。”

“世外桃源”正是很多陆生对台湾社会的感受,台湾更像一个隐匿的小镇,有着淳朴的民风,在这里生活,并不需要考虑太多。没戒心、不功利、热情、善良……他们愿意用更多赞美之词形容台湾人。

刘旎刚到台湾,在台北迷了路,东张西望不知怎么办。路人看见了,主动问,“你迷路了吗?要去哪里,我带你去吧。”范柏轩在捷运打电话找同学,手机正好没钱了,问路人借电话,顺利打完说谢谢,这在台湾是很平常的事。而当他回广州在机场借电话,路人问:“你干嘛?我干嘛要借给你?你找别人。”类似的例子每个陆生都能举出一串。

“到台湾来之后,有把自己心房打开的感觉。大陆,防人之心不可无。台湾会让人没有戒心。我也愿意对别人敞开心扉吧。”杜仑说。

夏逸平喜欢参加台湾的街头沙龙,在某间咖啡馆和教授或是艺术家讨论人文科学的议题,面面俱到,收获很大。

张一童觉得台湾人很安逸,甚至到了闲散的地步,宁愿衰落停滞也不想接受挑战。电视里的八卦新闻他们会觉得很好玩,今天这家闹鬼了,明天黑社会老大被抓了。任何小事,第二天去吃饭,周围的人都在聊。天天琢磨吃什么,无论去哪里玩都会逛夜市,一条街一条街地吃:“他们知道每个地方夜市吃的是什么,但对我来说,味道都一样。我觉得很难理解。”

在张一童的印象中,台湾人的生活是没有政治的,他们也不关心政治,但是如果有人挑起政治的话题,他们会别愤慨,极易被煽动。但是即便是被煽动的人,很多也只是凑热闹,并不会弄清楚事件的原貌。今年的太阳花学运,他的台湾朋友参加游行,给他感觉是为了举个牌子拍张照,发上Facebook炫耀,根本不知道服贸协议在讲什么。

在夏逸平看来,反服贸游行根本上是对大陆某些政策不满的表现。“如果只是反黑箱,那我们按程序来,他们愿意吗?单纯反服贸,台湾又怎么会跟新加坡、新西兰签类似的协定?我并不愿意这么想,可很容易感受到。”

刘旎则因此感觉到,原来台湾也是自卑的:“骨子里是有一优越感的,我们‘自由’、我们‘平等’,比你们强,但是他们又不得不接受大陆经济实力比他们强的现实,大陆的东西往这边渗透,于是他们会恐惧,会自卑。他们觉得台湾是一块独立的土地,是净土,他们了解的大陆很腐败、封闭。但大陆人又很有钱。他们一方面在享受我们的财富给他们带来的益处,一方面又不希望思想变成我们的样子,这是一很矛盾的心态。”

“所谓的民主,台湾可以公投,他们觉得那是民主,”范柏轩说,“他们觉得,我们可以投票,我们可以上YouTube,我们没有墙,我们是民主的。”

台湾人的高素质与根深蒂固的岛民思维在陆生心中同步增长,二者合力构筑了他们心中完整的台湾。

夏逸平

我是过客,也会是归人

由于“三限六不”政策的限制,对未计划在台湾读研的陆生来说,大四将是他们在台湾的最后一年。陆生们很难总结台湾的生活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们更没法说清,自己对两岸关系有什么作用。

当所有陆生在大三甚至大二便开始考虑毕业出路时,他们发现大陆的思维方式已经深深植根于他们来台湾前的18年教化中了。在台湾读大学的4年,更多的是体验,而不是生命的转折点。或许这更像一次拉长到4年的环岛旅行,旅行结束了,留恋也好,不满也好,都该回家了。

夏逸平打算做些实际的事,他和朋友筹划了一本《到台湾读书去》,介绍赴台学事宜,希望能够帮助之后的陆生更快适应新生活。张一童和范柏轩则计划着用最后一年去台湾更多地方旅游看看,毕竟不知下次来台湾会是何时。

之前读《乡愁》时,刘旎会觉得很矫情。而现在看到“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她一下明白了那既远又近的感觉。如果不来台湾,她觉得自己或许永远无法感受到。

在台湾,刘旎也有过追求者,但最后还是没能成“跨海恋”。比起台湾男生关心吃喝玩乐,刘旎更愿意关心工作和家庭。末了她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的思维仍是大陆视角,台湾的生活,只是体验,饱含情感,但没有融合。

一次她送别一个大陆的交换生,俩人在酒吧喝酒,出来已是半夜,走在路上看台湾的巷子,安静到能听见午夜的声响。朋友说:“我不想走,不想离开这里。”刘旎想:此刻你是过客,我也会是过客。我走的时候,是现在的你吧。

她幻想过自己离开台湾的场景: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回头,留恋张望,心里说一句:“我走了,再见。”

“那时候我一定有很多话想说,很多情感想表达,我会把这些感情都写出来。”刘旎说,“也许那时候,我会变成一个诗人。”

(感谢万晓华、余泽霖在采访中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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