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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白鸽 落败的精英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唐行轲

不夸张地说,凡与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近距离接触过的人,大都认可她的个人魅力和改革者的姿态。

她出身革命家庭,做过插队知青,拥有剑桥大学生物医学博士的豪华学历,又曾在华尔街历练多年,一口流利英文,处事干练、待人诚恳,面对媒体时习惯于平等的口吻,“请媒体出出主意”、“你们觉得这时候怎么做比较好?”

因此,众多严厉批评者——郭国松、于建嵘、杨团,以及一众媒体人——后来与赵白鸽发展出不错的私人关系,便不足为奇了。连最敢打敢拼、穷追不舍的爆料人周筱赟在赵白鸽去职之后都评价说,“我会怀念白鸽老师的,她是好人”,此外,他还认为赵白鸽在任内“说了很多,做得很少”。

好人赵白鸽,在任职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两年半的时间里,不断地解释、辟谣,疲于奔命,甚而落泪,期间红会真假丑闻依旧不断,募捐的官方微博下收到过数万个“滚”字。“网民说我肥头大耳、叫我老巫婆,我都知道,”赵白鸽说,但她不止一次地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红会的形象一定可以扭转,因为大家是有理性的。

自信、专业,身居高位而笃信理性的力量,在记者看来,“政治精英”是赵白鸽最恰当的标签。然而,面对混乱又强悍的汹汹舆论,赵白鸽从最初的开放,日渐收缩、沉默,直到媒体再难见到她的身影。在这背后,是大众舆论难以把控和沟通的本性,还有赵白鸽本人“日渐衰微”的道德形象。

9月2日,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王永在办公室见到刚刚去职的红会改革者,“如释重负”,赵白鸽感慨说。她的办公室已经清理干净,气氛一时间显得有些悲凉。

困局

2011年冬天的某个夜晚,位于北新桥附近的红十字会总会里仍然是灯火通明,总会的工作人员被动员起来,备齐了棉被和食物待命,准备送往上访者聚集的“上访村”。

那几天,学者于建嵘发起“救助街头露宿上访者”的活动,并指名问道“红会在哪里?”赵白鸽在微博看到后,夜里开车实地查看,冰冷的桥洞底下,孩子冻得瑟瑟发抖,“像是火柴的小女孩”,她感到作为人道救助机构的红十字会应当有所作为。

那时候,“郭美美事件”余波未了,赵白鸽到任不过两个多月,不难想象,如果红十字会参与救助,舆论将是怎样的反应。出发前一刻,在红会干部的建议下,赵白鸽拨通了国家信访局领导的电话,对方坦白说明,“情况很复杂,不作为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行动作罢。赵白鸽个人拿出两万块钱,让秘书在夜里以“博爱”的名义捐了出去,“给大家早上买几个馒头买碗粥,能够到房子去躲躲暖”。随即,于建嵘发微博致意,并说“红会的高层当中也有爱惜老百姓的人”。

常刷微博的赵白鸽看到后,打电话给于建嵘,请他把微博删掉,“不然我没法开展工作了。”

记者知晓这段幕后故事是在当年红十字会的年终理事大会上,赵白鸽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起此事也流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那时,在理事大会的会场里,赵白鸽正遭受着地方理事们的轮番“炮轰”。

履新后,赵白鸽决心对红十字会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主动申请加入发改委的社会组织改革试点,但尚未形成具体思路,她希望在大会上通过一份《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于次年发布。

然而,地方理事们的反应出乎意料,有人批评《意见》不成熟、过于急躁,有人断然否认红会因“郭美美事件”改革的必要性,更有人意有所指地声称前任会长如何如何。事实上,地方理事们知晓赵白鸽上任后对媒体的若干表态,将“综合改革”理解成了取消参公管理,成为纯粹的社会组织,因而惶恐不已。

得知赵白鸽的遭遇,一名中央机关的高级官员给她发来短信:“你将要和一群非化的、惰性的、官僚化的人员打交道啦,哈哈哈哈哈。”

在红十字会的体制架构中,地方理事(即地方红会会长)归属各省管理,资金仰赖地方财政拨款,总会对其的节制十分有限,仅为业务指导关系。可以看出,地方理事的大胆炮轰让台上坐着的赵白鸽有些难堪,她解释说,综合改革并不意味着取消参公管理,“去行政化”的内涵在于消除官僚作风、增强效率。那次大会上,《意见》获得“原则通过”,但措辞颇见勉强。

同样是在这个会场,《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还见证了一场红会的危机公关。2013年1月,网友“孟子Mencius”于微博发帖:“据内部人士爆料,北京奥运公园旁,有一处大门紧闭、平常进不去的神秘别墅群。这处三四十栋别墅为红十字会购置,名叫‘御园公寓’,客房、游泳池、卡拉OK厅、舞厅、棋牌室等一应俱全,已经营达10年之久。”他质问红十字会,“是否挪用过善款?”

网络被引爆后,红会工作人员四处奔忙起来,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内部肯定没有,但是红会关系很广,哪怕是一个捐赠者持有股份,舆论都会扯到一起。”红会请律师到房管局,被告知无权查询,打电话给80后之窗微博,被质问“凭什么说是谣言?”赵白鸽拨通电话,自称某领导亲戚的爆料人回答:“我不管,反正现在说红会什么大家都信。”

事后查证,别墅群属于一政府部门,红会有苦说不出。最终谣言微博被有关方面删除,“孟子Mencius”由此认定有猫腻,并“向红会宣战,欢迎网友私信爆料”。

2013年4月22日,雅安地震重灾区宝兴县一个安置点内,红十字会设立募捐接收站,但无人问津

救火

红会在政治体系内的权重微不足道,民意汹涌难制,机构内部又惰性十足……很多人好奇,赵白鸽为什么愿意接手中国红十字会,一个捅开了的马蜂窝。赵白鸽之前,的确有人拒绝了红会的职位。

这还得从赵白鸽此前的经历说起。

网上曾流传,赵白鸽的祖父是伪满汉奸赵秋航,迫害过志士赵一曼。事实上,赵白鸽的父亲是中共南下干部,担任过井冈山地委书记,姨夫则更具传奇色彩——《林海雪原》原型杨子荣的副手。1952年出生后,赵白鸽家境优渥,但当父亲于“文革”中被打倒,16岁的赵白鸽便随大潮到江西万安县插队,业余时间跟一位下放的北大化学老师学习英语。

“父母都抓起来了,我在码头扛了5年麻袋,我妈和我姐有一次来看我,哇,女儿怎么变成这个样子,除了眼睛是黑的,全身被大米袋子染成了白的。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我身上很多很野蛮的气息,是那时候的印记。”

1975年,赵白鸽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江西医学院,高考恢复后,她将自己关在小黑屋里数月,最终考取哈尔滨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上海计划生育科研所。

之后的履历看起来有些“折腾”:放弃上海科委的副处级职务,到剑桥大学读取生物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复为上海计划生育科研所所长,1992年赴美,任科技部生命科学技术发展中心(美国)办事处主任,出入世贸大厦5年,熟知华尔街和美国社会组织的运作模式。

1998年,国家从美国引进6名重点人才,意在借鉴国外经验,推进税务制度改革、设计AB股均在考虑之中,作为6人之一,赵白鸽的领域是计划生育政策。

“我回来都是下定了决心的,因为通融整个西方嘛,你知道问题在哪里,我觉得有一责任,因为社会的发展必须要有一帮明白的人引领。”言谈间,赵白鸽身上的精英主义气息不时流露。

那个时期,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国际上招致众多批评,在敲定一项战略投资之前,美国和英国的议会派人到中国了解情况,赵白鸽在2003年一年之内接待了198批考察团。为了解“底线”,她以计生委副主任身份到广东四惠调研。

“有个女的叫五妹,33岁,我的天啊,生了一个女儿,为生儿子逃到山里面去,肚子越来越大,最后自己剪掉脐带接生,胸脯也没有了,瘪塌塌的。她见到我竟然说,‘领导,对不起哦,我犯罪了。’我心想,本来是妇女的权利,这叫个什么事啊,心里极大的震撼,要流眼泪还不能当她面,转过身偷偷抹了。”

临走时,赵白鸽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留给了五妹,五妹跑到地里,摘了满满一筐茄子表达感激。“我都快气晕了,跑到四惠大骂,今天晚上吃这个茄子!原来一直讲计划生育存在强迫命令,我说哪有的事,从那以后我shut up。”

赵白鸽的归来像日后任职红会一样,同属“救火”。在计生委13年,她主持推广长效避孕、宫内节育器等节育技术,废除了大月份引产,建立失独家庭补助,在全国普及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调任红会前,已是计生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主任。在为官生涯中,喜欢“公民社会”等概念的她常被批评过于“西化”。讽刺的是,网民历数赵白鸽的罪名,其中之一是“计划生育的killer”。

2011年,赵白鸽即将年满60岁退休,恰逢红十字会因郭美美而深陷泥潭,于是组织寄望她用两到三年时间扭转局面。

上任伊始,红十字会的批评者、社科院研究员杨团召集学界开会,探讨红会危机,一纸请帖送到了红会某领导手中,但他拿不准。赵白鸽接到请示后夜里两点从上海赶回北京,决定参会。

研讨会紧张进行,批评大胆尖锐,赵白鸽最后总结发言说,“世情、国情、民情和党情都发生了变化,公民社会和社会组织发展势在必行,中国红十字会要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探路。”决心和理念出乎意料,十几名学者不约而同地起立鼓掌。

网民

四川雅安地震发生后,记者在赶往灾区的车上问赵白鸽,那天夜里准备救助上访者的事情可以写吗?她回答说,“还不行。你要保护我们。”

赵白鸽背对前方,像导游一样站在大巴车中央,向她的下属布置任务,“网上无聊的人搁那对比红会和壹基金谁的捐款多,根本不懂该怎么统计,那些屁话,不要管它,我们现在帐篷第一、妇女儿童第一,吃饭第一!”

在媒体和学者灾后的检讨里,红十字会的反应被认为“迅速、有效”,它的严密而庞大的组织在重大灾害时显现了作用。民间救援队伍虽然热情高涨,但专业素质明显缺乏,成百上千的卡车载着已经物满为患的方便面和矿泉水,堵在交通要道上。红会一开始运往灾区的棉被还惨遭网友指摘和嘲笑,事后证明,灾民的确缺少御寒物资。

不过,那段时间充斥网络的另有内容。

到达灾区当天中午,赵白鸽与红会工作人员、随行记者在帐篷内短暂休整,每人端起一碗泡面,有好事者拍下这个场景贴上了网络。一个小时后,网民在照片中发现一名身着红会工作服的男子,左手戴着一款腕表,“可以肯定,价数万元,红会人从哪来的钱?!”

事实上,手戴腕表出镜的是《新京报》记者,手表仅值九百多块。整个下午,赵白鸽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处理网络舆情,《新京报》记者发微博澄清,但淹没在一片骂声里,报社也许是忌惮舆情,没有任何表示。

“唉,真是没劲儿,把你搞得乱七八糟,可怕,天天这么干,大家都觉得没有信心。”赵白鸽抱怨着,在闷热的车厢里脱下外套,拨通了有关部门的电话,由他们出面请《新京报》澄清。短短几天里,红会遭遇的舆情还包括:募捐遇冷(实际募捐近12亿元),远输壹基金;向台湾慈善机构收取500万的“过路费”;阻碍民间救援队伍进入灾区……

“我现在上微博太吓啦,典型的暴力,没有组织,逮着什么骂什么。盲民,对不起我用了这个词。中国没有过文艺复兴,对人从来不care,我别希望通过红十字会展现社会组织的作用,展现人道的价值,这组织不是太多了,是非常少,又不专业,然后大家又要灭它,蠢不蠢啊?很蠢。”赵白鸽剖白心迹的时候显得无奈,“成长道路决定了我的看法,往上看的时候,我看到封建社会,往下看,我看到无政府社会,一轰全部轰,不思考。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挺惨的,原来是对上面去理论,现在对下面你都要鼓起勇气。”

对于媒体和意见领袖的表现,赵白鸽显出失望,“丘吉尔讲,真正的智者是引领整个社会和舆论前进的人。我觉得挺悲哀的,被名利挟持,正义的人都不敢出来说话,你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这是理性。不管走到哪里,没有媒体愿意听你讲这个。”

在芦山灾区,记者遇到了香港红会的代表,她告诉我,香港社会监督的文化很长,一开始人们也频繁质疑红会,尤其是从善款中抽取行政费用的行为,“但是慢慢地,大家也想,不能一味压,你要是想有人去慈善组织工作,得给他们体面的报酬。”

红十字会另一位工作人员则表达了更深层次的担忧,“比如无偿献血后用血,网民质疑为什么还要收取200块钱,任何事情哪能没有费用?真正应该质疑的是为什么是200而不是150,以及用到哪里去了。大家应该有公共财政方面的知识,但这正是我们公民教育欠缺的地方。”

受伤

丑闻和绯闻之外,红会改革本身却很少进入公众讨论,至少没那么热闹。

赵白鸽接受了杨团的“三重赋权”理论:红十字会是国际红十字运动赋权、政府赋权、社会公众赋权的社会组织,实践上,她希望通过立法将红十字会确定为法定机构,“这个非常要紧,是去行政化最重要的一个武器,成为法定机构后红会独立了,自主选择副会长,连我都要被理事会任命,而不是通过中组部任命。”财政方面,则经过全国人大批准拨付。

但在目前,由于红会自身能力不足,尚无法脱离行政资源而存在。因此先一项任务是加强能力建设、理顺内部治理结构。在《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已经提出,地方红会负责人人选要经过上级红会同意。若如此,地方红会不受节制、人员效率底下的问题将获改善。“红会改革其实很像原先的老国企改革。”

对于网友关心最多的财务透明,赵白鸽告诉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王永,“我来了也很想干这个,现在我发现不是那么简单,全国三十多个省市红会,下面有市红会、县红会,各地的会计准则、结账方式都不一样,很难统一,各地红会在建行、农行、工行开户的都有,有些没有开户,有些甚至还是手工记账,银行和银行之间是不联网的,现在你要求全部在一起形成一网络,根本不现实。”

实际情况是,红十字会总会对各省红会没有财权、人事权,一些地方红会只有一个人,甚至没有专门的会计和出纳,无法第一时间统计账目,而一旦出了问题,责任都会归咎到总会的身上。

对于红会的改革,学者和媒体觉得太慢,地方红会觉得太快,网络上则以一贯的方式质疑着。不过,红会内部和学者似有共识而不明说——在目前体制下,红会的改革设想很难实现。

芦山地震后,赵白鸽向媒体表示,如果3年内不能扭转红会的“黑十字”形象,自动请辞。“她经常表态,给自己和团队压力、暗示,”红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赵白鸽工作期间睡觉很少,经常夜里两点还在打电话,“很累。”

在改革拉锯的时候,几起丑闻彻底打乱了红十字会和赵白鸽的步骤。

2013年5月,曝出红会将汶川地震时的8472万定向捐赠挪作他用;今年8月,再曝出红会违规将备灾仓库出租牟利。尽管并非发生在赵白鸽任内,但它们不像此前的“捐款箱发霉”、“南海红会医院医疗事故”一样容易解释和解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赵白鸽显得很狼狈。

而到了今年4月7日,清明节前后,有媒体人爆料称:她计划乘坐CA1582从南昌飞往北京,因为迟到两分钟,南昌机场方面告知机舱门已经关闭,禁止其登机。但比她晚到至少5分钟的赵白鸽,却被国航和机场地勤送到登机口。

使此事成为新闻事件的媒体人韩福东说,“对赵白鸽会长,我只能说声抱歉。听采访过她的同事讲,她是一个锐意改革人物。可是,一个锐意改革人物,在权面前,仍不免弃同机众多旅客利益于不顾,这不更说明改变权意识之难,以及曝光此事的价值所在么?”

其实,赵白鸽后期的沉默并非因为个人形象受损,新闻记者们在芦山地震后发现,她逐渐收缩了自己的开放态度。王永告诉媒体,在得知由于红会的负面形象,红会职工的亲友求学、任职都受到影响后,赵白鸽受到极大触动,“她受伤了。”

去职之后,赵白鸽接受了《光明日报》的短暂采访,“我今年62岁了,已经过了任职年龄,属于换届前的正常人事调整……有说我委屈了、辛苦了,其实,3年来,我得到了大家非常多的帮助和支持。红会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它有不足的话,也希望大家善意地监督和批评它,共同帮助它成长发展。”

赵白鸽去职,一场精英政治的实践也落下帷幕,那幅有关“智者引领”的美好蓝图随之褪色。有媒体把赵白鸽的红会生涯形容为一场“缠斗”,无疑,她落败了。不过,赵白鸽会长再也不用经受网络的重重拷问了,虽然网络、网民都还在那里,一点也没变。

(林珊珊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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