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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刘炳华 将疑案追查到底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余少虹

刘炳华长时间处于亢奋状态,大街上、地铁里、公交车上、家中……身处哪里对他来说都别无二致:高分贝的声音常把行人吓得敬而远之,他却毫不觉察,话题永远都是19年前“轰动上海滩的‘两梅案’”。

追查此案的第八个夏天,刘炳华听说中央巡视组到了上海。对外接待的消息刚公布,他找到了江苏路驻地。两年前刘炳华也在这里递交过材料,那时他还是上海市检察院二级检察官。他去交材料,接待人员不敢怠慢,但是材料最后又转回到检察院,他很失望。一年后,他退休了。

上海入秋第一场大雨,怕淋湿了满满两箱的案件材料,他决定先去碰碰运气。也许是因为下雨,刘炳华来得早,巡视组驻地人并不多,两位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一位负责记录,另一位发问。刘炳华觉得“谈得很好”,周末一过,他拉着一箱子材料又去。第二天,他又拉过去一箱。

巡视组门口排队的人一次比一次多,他最近一次去,是为要将梅吉祥从狱中寄出来的信转送过去。这次,江苏路上挤满了人。刘炳华穿一双布鞋,蓝色衬衫是他以前的工作服,帆布袋子里装着信的原件和复印件,站在长长的上访队伍中。

终于轮到他时,工作人员劝他把信快递过去。“我人都来了!”刘炳华取出工作证、退休证、身份证,直到前几次见过他的保安认出了他,信才算收下了。

刘炳华不是访民,“两梅案”本不在他的职务管辖范围内。这位上海男人却为此奔走了8年。“到明年,要满20年了,再晚要过追诉时效了。”提高声音,加快语速,迈开步伐……他好像只能通过这些身体语言分担内心的着急。

“两梅案”快20年了,梅氏兄弟的父母如今已是八旬(图/杨曦)

不做“看客”

1995年7月6日“两梅案”案发时,刘炳华刚读完研究生回到上海市检察院办公室工作。

在上海闹市区城隍庙街边的梅吉祥家发生的这起杀人案让全城陷入不安。那天上午10点,梅吉祥发现妻子顾敏黎昏迷在地,“下身衣物不整,头面部多处受伤”,梅将妻送至医院,经抢救脱离危险。

4个月后,顾敏黎指控丈夫梅吉祥是凶手。经过7个小时的首场审讯,案子被确定为故意杀人,随后“超过10小时”的审讯,梅吉祥“供出了弟弟”。

多年后,刘炳华辗转托电视台朋友找到那年12月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节目对“两梅案”的报道。

报道连续两天追踪了案件的进展:第一天,办案人员对着镜头讲述其还原的案件经过:梅吉祥问妻子要钱未果,拿起“事先准备好的柴刀”,砍了妻子三四刀,然后将她拖入屋内,“用刀劈、用凳子砸、用皮带勒”,并伪造貌似强奸的现场;第二天,梅氏兄弟推翻了在公案预审期间所作的所有供述,“要求检察官对这件事再进行核实”。

1996年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两梅案”进行一审。梅氏兄弟均表示,自己是在“车轮战”下才承认犯罪。1997年2月,法院一审判处梅吉祥、梅吉杨共谋故意杀人,前者死缓,后者获刑12年。判决书中,杀人动机被归纳为“因家庭琐事等原因逐渐对妻子顾敏黎不满,竟萌生杀妻之念”。

随后的二审驳回了兄弟俩的上诉,称判决不仅有来自被害人的指控,还有公安机关现场勘查笔录、证人证言的支撑。

7年后,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裁定案件不符合再审条件,决定不对该案提起再审。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案件不符合抗诉条件,不予抗诉。

这期间,梅氏兄弟的辩护律师郑传本一直案件的多处疑点呼吁重审。在检察院办公室负责编内部刊物的刘炳华,早已耳闻因蒋佩玲包庇案红遍上海滩的律师郑传本。此外,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王文正也为此案组织了多次讨论会。

刘炳华本是“两梅案”的“看客”,与电视机前的观众并无差别。对“两梅案”产生好奇,是因为刘炳华的另一个身份——黄浦区青少年法律志愿者,他研究生期间学的是青少年刑事犯罪专业。

案发后,梅吉祥与顾敏黎家庭分崩离析,留下时年9岁的女儿梅华(化名)。父亲入狱,母亲伤重随外婆生活。双方离婚后,法院虽将梅华判予母亲,外婆家却拒绝将其一同带走抚养。从14岁-18岁的4年里,梅华完全失去了母亲的消息。

她时常流落在南市区一带,有时到救助中心求助。.邻居们觉得:家人犯罪,小孩是无罪的。有人会给她饭吃,有的塞零用钱给她。梅华成了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

梅家的邻居中,恰有一位是刘炳华上山下乡时的同事,不忍看梅华的窘境,找到刘炳华帮忙。

见到刘炳华后,18岁的梅华将9年前埋在心里的疑惑告诉他:

暑假那天,一早下着大雨,梅吉祥见雨势太大,叫梅华不要去暑托班了。那是梅吉祥所在的新华灯具厂,为了暑假帮员工照看孩子所办的班。但梅华想和暑托班的小朋友一起玩,吵着要爸爸送去。“如果爸爸要害妈妈,他怎么会主动要我呆在家,而不是把我支开呢?”

案发前的周末,梅家三口一起去上海展览中心看了汽车展,案发前一天晚上,一家人还一起打牌,“如果爸爸真的第二天要杀妈妈,怎么会有这份闲情?”

案发后,顾敏黎在医院治疗的后期,意识已清醒,却拒绝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凶案嫌疑人,每次警察来,她闭上眼睛。因为梅华姑姑梅芝芳曾经给顾敏黎介绍工作,两人的姑嫂关系较好。有一次,梅芝芳照看时问她到底是谁害了她,伤好后出去怎么办?梅华听着母亲亲口告诉姑姑,凶手不是父亲,外公外婆已经和凶手谈好“私了”了,所以不用担心以后出去再有危险。

这一信息,刘炳华在日后翻阅案卷材料的过程中也有所发现。办案人员对梅芝芳也做了问讯笔录,“这些原始材料如今都记录在公安的案卷中。公安部门当时也专门派员至梅芝芳所在的工作单位,向其了解此情况,但后来便无下文。”

在见到刘炳华之前的9年中,梅华一直在为此事申诉,,写下数千封申诉信要求上海公检法部门重新核查此案。刘炳华从事法律工作二十多年的热情被梅华点燃,他开始一点一点深入案件核心。

一次会面

决定认真了解案情的第一步,刘炳华找到郑传本,向其要来案卷,“我别想看检察院是怎么指控的,我要把两面材料凑齐。”

2006年2月,新的一年刚刚开始,他拿到一百多万字的案卷,将内容一一复印。每天晚上在单位值班时,边阅读,边逐字敲到电脑里。3个月后,案卷翻完,刘炳华的脑海里有了案件的概况。他决定展开调查。“单单看文字材料已经不行了, 我要见见当事人。”

但是顾敏黎家随着拆迁不知踪影。刘炳华多方辗转,最后在顾母的退管会听说了顾家的去向。“我知道她(梅华)外婆和她妈住在一起,她外婆以前是上海保温瓶厂的。”带着梅华去找妈妈,“女儿找妈妈是天经地义的”,退管会的人悄悄告诉刘炳华顾家的住处。

2006年6月,刘炳华找了个理由:梅华和母亲已经4年未见,“这违反常理。又正好她妈妈50岁生日。”梅华刚刚考上大学,正好给母亲报喜。

刘炳华以志愿者的身份,随同黄浦区志愿者站站长,带着梅华,买了生日礼物,带着水果鲜花,敲开了顾家的门。

门打开后,梅华的外婆和母亲都在,他们惊奇地问:“你们是怎么找到的?”刘炳华说了里弄街道又说派出所、工厂——“这些也的确是我都去找过的地方”——但最终并未说明原委。

惊讶、欢喜,甚至带点不明所以的紧张,让母女相见显得有些复杂,“开始蛮愉快,他们要留我们吃饭”。见顾敏黎话不多,低着头,为更进一步试探,刘炳华没有推辞。

但是随后的场面风云突变,梅华的几个阿姨出现了,拿出一张纸条,要求梅华签名:“你要承认这个案子是你爸爸要杀你妈妈的,这样你才好来我们家看你妈妈。”

梅华不愿签名,开始哭泣,顾敏黎继续低头不语。顾家母女随后要求刘炳华表明身份,刘掏出身份证、志愿者证。对方问刘炳华要手机号码,当场拨打验证。最后因为刘拒绝透露工作单位,对方拨打了110。警察到来后,刘炳华悄悄出示了工作证,并说明自己只是行驶志愿者职责,没有必要透露身份。

警察批评顾家母女:人家挺正常的,都很善意,人家不讲不讲,你们打110干嘛!随后转身离去。双方此不欢而散。

这次见面让刘炳华更确认了案件疑窦重重,“绝非最初判决书描述得那么简单。”

一周后,检察院领导找刘炳华,说有人举报他,作为公诉机关办案人员到受害人家中。“话讲得很严厉,说我们单位正好有两个人双开,违法乱纪,贪污受贿,你这个事情比双开还厉害。”

刘炳华拍着桌子把见面的身份、同去的证人一一列举。检查院找来这些证人一一核实,最终向刘炳华表达了歉意。但是私下里,不断有同事和朋友传话给刘炳华:“你这个案子要是翻了,是要坏很多人的。”场合,很多人刻意与刘炳华保持距离。

但是逢年过节,刘炳华还是带着梅华去探望顾敏黎,即使每次去的结局都一样:对方拨打110。

有一次,外婆跟梅华说,我们有办法把你爸爸送到监狱去,我们也有办法把你送到乡下去。刘炳华觉得一切都太有悖情理:“如果女婿真是凶手,你大可以说女婿怎么坏。外甥女毕竟还是有血缘的。”

寻找“真凶”

如果梅氏兄弟是被冤的,那真凶可能会是谁?刘炳华又回到案卷中寻找线索。

他把案卷中提到的名字一个个写下来,逐一去寻找。他找到事后指认梅吉祥在医院照顾妻子时仍有谋杀企图的保姆王香英,根据笔录记载的住址找到王所在村,在村委书记的陪同下询问事由。王承认十多年前是按顾家人授意指认,因为受雇于顾家,属无奈而为。

此外,刘炳华还找每一个指纹排除对象,并在当年公安给9岁的梅华所做笔录中,发现新的线索。那是一份她在学校老师陪同下所做的笔录。办案人员问:爸爸妈妈那天是怎么分手的,讲了什么话?梅华答,“妈妈讲,我今天要到外高桥去,家里面冰箱里没菜了,我今天回家会晚一点。叫爸爸去买菜。”

这句话给了刘炳华灵感:要去外高桥肯定要有车子来接,“这点律师没想到,因为那时没地铁,也不可能骑自行车去那么远地方。”

在另一份笔录中,警方让梅华提供嫌疑人,梅华说了几个她常见的顾敏黎身边人。其中有一个被梅华称为“舒叔叔”的,比顾敏黎小一岁,顾常坐他的车去外高桥,有时也把梅华一起带在身边。

梅华口中的“舒叔叔”是舒骏(化名),顾敏黎所在单位的上海市区办事处同事。顾的单位总部在外高桥,办事处在一家杂货铺楼上,顾敏黎做会计,舒即是业务经理,另外还有一名出纳。

刘炳华把顾当时同单位的同事都挨个找遍,发现警方都曾经对他们进行了指纹排除,唯独舒当日告病未到,此后直接离职,成为指纹排除的漏网之鱼。梅氏兄弟在接受调查期间,也曾被采集指纹,均与现场指纹不符,但是随后的公诉书与判决书中未再提及指纹线索。

“我找到他们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找到其他几个驾驶员、出纳……”刘炳华调查得知,当天是他们总经理单宏的生日,本来全单位员工是要去赴生日宴的。当刘炳华找到这位总经理时,“他也承认当天的生日宴舒和顾没有来。”而顾敏黎出事的消息是舒骏最早通知单宏的。

从单宏和另外几名同事口中确认,舒案发当日病假的缘由是“洗澡摔伤了”。刘炳华找到陪同舒去浦东一家医院诊的人,找到当日傍晚帮舒叫救护车的邻居,也找到了1995年7月22日舒在单位的医药费报销记录……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案发当日舒头部曾受外伤。

在顾敏黎住院几个月中,大多数同事都曾到医院探望,唯独梅华眼中与母亲关系密切的舒骏从未出现。刘炳华调查发现,舒骏与顾敏黎母亲陈玲仙曾是上海保温瓶厂的同事。舒到新单位后,本来介绍陈过去工作,因陈年龄太大,将这个机会让给了女儿顾敏黎。“但是这位与顾家母女关系都好的人,却在顾敏黎出事后失踪了。”

直面嫌疑人

在所有能找的人都找遍之后,刘炳华最后要找的便是这位他心目中最大的嫌疑人舒骏。

之前每一次见相关信息源时,梅家和关心“两梅案”的人总有人陪同刘炳华,“尤其是梅华的身份可以说服很多人。”当刘炳华试图直接找真凶嫌疑人时,没有人敢与他同往,“实在太危险”。

2011年秋天的夜晚,刘炳华一个人在单位值班。他拿座机第一次打通舒骏的电话。之前他曾托舒的邻居和亲戚,让其出来见面,或留个指纹“以撇清关系”,均被拒绝。

舒骏接起电话的时候,刘炳华的手有些发抖。他仍称自己是志愿者,同时也表明了检察官身份。“我找他是很冒风险的,万一不是他,我倒霉了,他要找到我单位,单位会找我,所以我考虑再三,要在退休前,我还有检察官的身份,退休后他睬也不会睬我了。”

刘炳华起初并不咄咄逼人,只询问他为何不去探视,舒的答复是“害怕见到血腥场面”。刘炳华劝舒留个指纹,同样被拒绝。电话挂断。

那些年的上海电台,流行深夜聊天节目。刘炳华在节目中听到一位听众向主持人透露犯罪潜逃的经历,为此深受良心谴责,每天都打电话倾诉,连续几晚之后,电台主持人终于将其说动去投案自首。

刘炳华从节目中受了启发,决定再打电话。他前前后后与舒通了十多次电话,“最长一次通话半小时,我让他去自首,跟他讲梅家的悲惨现状,也跟他讲,你现在有家有孩子。他有犹豫,有时候他不说话,也不再否认。有时也是一场心理较量,他也想探我的底,想知道我有多少证据。”

在来来回回的通话中,刘炳华了解到舒骏目前做物流生意,有一个将要读大学的女儿,生活富裕,“车子都买了好几辆,有几次通话他还在国外。”

这样的僵持一直持续到2012年4月6日,再过两周刘炳华要退休了。在他调查“两梅案”的6年里,最初为梅氏兄弟辩护的两位老律师郑传本和盛诗柔相继去世。

郑传本生前写的最后一封信是给梅氏兄弟的母亲的,信中说:“‘两梅’问题不解决,对我来说,总是一块没有落地的心中之石头。”这一年,弟弟梅吉扬出狱,而梅吉祥因为“死不认罪”,从死缓变无期,一直也没有出狱的机会。

刘炳华一如既往想见当事人。6年前他见到顾敏黎,“只有我还有检察官身份,才有可能见到舒骏,梅吉祥只能等退休后,不再是公诉机关工作人员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去监狱探视。”

这天,刘炳华让妻子打电话给舒骏。顾重建是大学老师,她编了个理由,称学校有批物资要找物流公司,需要见面聊。舒骏爽快答应。

这次刘炳华全家出动:妻子打头阵,儿子负责录音。来到舒骏公司,工作人员称他进城看病了。最后双方约在西藏南路的肯德基见面。刘炳华最初是回避的。当舒骏在顾重建面前坐下后,顾重建直言来意,舒骏发现被骗了,正要起身离开,刘炳华这才出现。

刘炳华仍要舒留下指纹。顾重建虽事先为他买好了奶茶,舒骏却早有防备地带着自己的矿泉水瓶。

见面的最后以舒骏的报警结束。“警察来了解情况后,也称:既然与你无关,留个指纹又没关系。”身边的围观者也如此要求。舒骏最终也没有留下指纹,悻悻然离去。

冤案情结

刘炳华本坚持给公检法部门内部纠错的时间,一直谨慎而为,不将“两梅案”公之于众。2013年浙江张氏叔侄案的翻案给了刘炳华巨大信心,浙江省高院连续翻了两起十年以上的陈年冤案,媒体报道声势让刘炳华把希望转向了媒体。

这年4月开始,他将案情的疑点公布给媒体,《南方周末》和80后之窗等三百多家媒体对案件的现状和存在的疑点做了充分报道,促使检察院开始重新核查此案。

这时刘炳华开始为舒骏担心,他不再与舒联系,“怕他压力太大会走极端。”梅华也渐渐走入矛盾境地:“如果父亲无罪,那母亲会面临罪责。”案情对这位刚进入外资企业工作的女孩来说,变得非此即彼的残酷。虽然这19年间,她没间断过写申诉信。复杂的家庭状况,也使进入谈婚论嫁年龄的梅华多次因父母情况被拒之婚恋门外。

近十个月的重新核查并未带来预期的结果。

2014年1月29日上海市检察院公布了33个字的核查结果:“经过对梅吉祥、梅吉杨案(‘两梅案’)全面认真核查,未发现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错误。”

刘炳华家中的书柜早已被他整理的200份案卷材料占据,他为每一份设计制作封面,归类放置。除此而外,是他32年检察官生涯里留存下来的各材料:有未成年人保护的,有冤案复查的……他用不同颜色的塑料硬封皮装订好,放在客厅和书房两面墙的书柜中。

他从这些材料中抽出一本,里面有他去浙江余杭参观杨乃武与小白菜纪念馆拍下的所有照片。刘炳华从大学开始关注研究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他去寻访清朝为推动杨乃武小白菜案翻案的官员墓地和故居,将照片一张张装裱起来。

刘炳华本科毕业论文是《如何避免刑事案件的“误诊”》,他编了160个冤案集,“有些是我参与的,有些是资料整理,我们的工作应该是纠正这些误诊病例的。”

早年,刘炳华是崇明岛的长江农场知青。上山下乡要结束时,他准备回到上海。这时听说了张志新案平反的消息,他从崇明步行到天津找寻张志新的家人。

等到要回上海分配工作时,领导让他选择一个想去的部门,刘炳华选了检察院:“那是法律监督机关,文化大革命是法治被践踏了。张志新案要宣判时,有个法官被要求判张志新死刑,他不愿意,宁愿把大盖帽摘掉。”32年里,刘炳华都被这正义感贯穿着。“管这些上海市井百姓不愿管的‘闲事’,成了刘炳华的存在价值。”这一点,连他的妻儿都深受鼓舞。

深夜,刘炳华要去看望梅氏兄弟八十多岁的父母。那是上海火车站边一处四层老公房,因为去的次数太多,他说“闭着眼睛都能找到”。他不愿坐地铁,宁愿走很长的路,然后坐公交车,刘炳华深信这样走是对的,即便这是一条又远又不便利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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