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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民”李华成 失败的“招安”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罗茵

7月4日上午,李华成约我在成都光华大道上的国际非遗博览园见面。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开着一辆破旧电瓶车,载着我绕向园后的农家乐。那里是他常往的清静之所。

他很清楚,最近在媒体上曝光,是因为自己作为一个上访钉子户,去年被青羊区信访局“招安收编”、后又重归上访队伍的经历被挖掘。在赴约前,与他接触过的记者告诉我:他反复诉说强拆带给他与家人的系列打击,“听得让人起腻”。最令人头痛的是,“他好说官话套话”。

2012年曾与他合作“暗访”成都市国土资源局的一位女记者对此倒是颇为理解——对于执著的上访者而言,他的整个生活,及其家庭在内,常年专注的惟有上访这件事。她认为李华成只是对法比较愿意钻,比较懂策略,知道如何为自己说话。总之,他不像一个普通的农民。

电瓶车“突突”地停在果园。一旁闲耍的几名男子冲李华成高声揶揄,“哟,又来了一个。”他黝黑的圆脸马上堆起笑,“这是我地请来的律师。”

刚坐下,他一边递上自己的身份证,一边客气地请我出示工作证。尔后压低声音,“这个时候,不得不小心行事”。

摊开厚厚的材料,“在我信访工作期间,我向政法委书记提出过,要求他们规范执法,端正作风。以免发生冤假错案。包括我对信访工作人员表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说这番大义凛然的话时,他一只手自然垂落在扶手下端,身体斜倚,肚皮微鼓。

“有没人说你挺像领导干部?”我打断他,问。

“有。”他眼皮眨巴着,有人是嘲笑我,有人是实实在在地说。

2009年12月6日,成都市天回镇金华村,拆迁工人穿过摆放在工地里祭奠自焚拆迁户唐福珍的花圈。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对唐福珍住所进行强拆,唐福珍自焚烧伤,之后因抢救无效死亡 图张鸣

刁民是如何“炼”成的

“我是对他说过那句话。”许娥芬在位于青羊区城乡结合部的“英国小镇”上,开了一间茶房。她是文家街道办辖区村民,6年前遭暴力拆迁,从此上访不懈。

去年秋冬季节的一天,她再次来到青羊区信访局。在挂满锦旗的里间,她看到桌上红底黄字的牌牌标注着“李华成信访调解室”。眼前那张面孔,叫不上名,但分明是在同一“战壕”亮相过的。

他问她,“你有啥子冤屈?我来接待你。”

“你还能解决我的问题?你的屁股都在流鲜血,还想替别人治痔疮?!”她忿忿地脱口而出。

“你依法走嘛,”李华成嘴上应着,她的话却像一把刀捅进心窝。今年2月,他彻底辞职“下课”。

“我不晓得他是啥子原因不干。但他家的事确实一直没解决。”许娥芬说。

李华成是青羊区文家乡董家坝村7组的农民,原本与父母妻儿拥有7亩承包地及附作物。据他说,他与所属的文家街道办产生矛盾,乃至要状告区政府,始于2005年。那年,青羊区征地风声传出,他在林园地“又栽几百棵树,而且都是名贵品”。结果,征地补偿金谈不拢,“本来谈好赔偿18万多,房屋面积按家庭每个成员35平米计算。年底他们却翻账,说是算错了,只愿给13万多。其中说我抢树。”

有人质疑他投机取巧。根据相关法规,凡在国家公布征地之后所栽树木、建盖房屋都属违规,不应补偿。他申辩说,“不是我耍伎俩。土地分为国有与集体所有。我家土地属集体所有,我有经营权、使用权、收益权吧?”

我致信约访董家坝村社区书记与文家街道办党委领导,收到答复:“关于李华成的事情,请找青羊区区委外事办”;“对不起,请通过正常渠道。”

被婉拒之际,李华成领着我登上安置小区“心愿花园”第二期的一栋住宅楼。远方是一片开拓的高尔夫球场。他指着绿茵中的停车地说,“那里曾有我的家园。”2009年,为修建高尔夫俱乐部、别墅、安置小区,邻近的乐平村、七里村及部分董家坝村土地被征收。谈判僵持不下,6月下旬,“街道办以村委名义,组织上百人”将他们夫妇强押出屋,“所有家当全部洗白了”。

当天,李华成愤怒地冲到街道办,要与领导当面理论——“哪怕有一分钱的理由”,联防队员们手扣手将他挡在人墙外。其后,他从区政府一路上告到省政府,然而“从上至下,层层踢皮球”。这一年,也是时任成都市长李春城大行旧城改造之年。

一个月后,李华成与妻子来到北京,蜗居在南站一带的地下室。他要向国家信访总局递交申诉。7月13日,国家信访总局复函,已转给四川省信访办。当天,这对夫妇在天安门广场周围被带到警局,接着被成都驻京办的人接到一家快捷酒店,随后又被文家街道办派员拉回四川。

“街道派出所所长耍门坎,还是我们说了算!”回去当晚,青羊区公安分局对李华成宣布行政拘留9天,处罚理由是,他“非法携带证据”。当年的女记者早已淡忘他的长相,却记住他多次讲述自己被拘留,连累儿子报考军校政审无法通过。

2013年,李华成打起行政诉讼官司,状告青羊公安分局,从青羊区法院逐级告至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因为“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法院均裁定不予受理。

他成为当地高度维稳对象。“上有指令——莫把他跟丢了,”他大手一挥,“起先,我身后跟着六七个人。遇上敏感期,监控力度加强。他们骑车在我车后追撵,疯狂拦截。监控人员中有强拆我家的人,他们斜眼瞄着我——你算个老几?”

矛盾日趋白热化,他的维权意识愈加根深蒂固——“我要坚定走下去,固执是意志坚强!”计算利益损害,维权付出的成本也在上扬。2012年年底,李华成向区政府开出的赔偿总额被斥为“漫天要价”的“刁民”。他自有道理:相比政府投入的高额维稳经费,我的报价很低。

“访民中,李华成比我们会说话。”许娥芬捧着一叠卷宗进来。尽管事先我与她讲明采访目的,她还是引来她的哥嫂——两个维权者。她抽出自己被殴打后的相片,摆放在我面前。一个怯弱的声音再三问我,“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法是刁民的救命草

学法。李华成点燃了香烟。他的床头凌乱地码放着《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行政复议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申请图》、《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里面还夹有一本《读心术》。书的封面覆盖着一层薄灰,这个初中未结业的农民在被释放后,决心钻研土地法规与《政府信息条例》。

2012年9月,他分别向成都市国土资源局、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国土资源部申请“有关成都市青羊区董家坝村7组,高尔夫球场,别墅占地批文信息”。市级与省级两大国土部门回文:经查,无上述土地批文信息。

这年年底,他又向中广网举报,协助记者调查此事。“国土资源部三令五申禁止新建高尔夫球场,青羊区仍有占地千亩高尔夫球场在营运”,他更笃定拿到核心证据——“没有获批(土地使用批文),意味违法占地”。

于是,面对我对他树动机的疑问,他再三强调:“树是征地通知前的。至今也没有征地公告,因为没有批文征地。”

他还说,那次事后,一个区领导指着他:你把这个“脓包”戳破了。

“这个人的确很对。”苏坡街道办访民薛明远说。2007年,他家的土地被以建造影视基地之名强征。在青羊区信访局,他邂逅同来上访的李华成,“觉得眼熟,他原来与我侄儿一个生产队。”两人越聊越近,“不断交流中,他给我指明一条道——从上访维权到司法维权。他说土地问题必须要学习法律,摸清条例条款,争取政府信息,要像滚雪球一样掌握违法事实真相。”

勾利与薛同属一个街道办,同住一个小区。她在争取她与女儿的居住权。或许因为年轻,对学法与扭转生机,她要比许娥芬更积极自信。看着书柜里的法律书籍,她对李华成十分感激:

“如果当时他不肯帮助我,我或许要花费很长时间才明白后面的路怎样走。上访的人都巴望有人关注,谁也不想无止境地熬下去。两年前,我很依赖,根本不懂依法维权。为此,我们与政府机构胡搅蛮缠过,也被他们推诿赶走过。他们说什么,我们只能听什么,十分无助。

2012年秋天,我在区国土资源局交涉,认识了李华成。他很有经验,问我拿到征地公告没有。他把他的版本给我看,我才心里有数。他说拿到它,赶紧去做征地信息。现在,我们已做了两百多起信息。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都能在法律框架下,拿出依据讲道理。”

听到李华成索要高额赔偿,她不感到惊奇。上访让他们体会生活的艰难越多,他们越忧虑子女的命运。“普天下父母的心都相通。我盼望快刀斩乱麻,尽快获得切实保障,弥补我对女儿的亏欠。”勾利望着正在客厅玩耍的3岁孩子说。

今年6月初,街道办的人来到李华成家,说会有8人陪同他与另一女访民到外面“耍上一周”。不由分说,即刻出发。

去往阿坝若尔盖草原途中,见他情绪低落,他们劝道,“你吃好玩好行嘛。”

“可我哪有心情玩?”在车上,他对他们宣讲,“我的今天可能是你的明天……”

他们回答他,“如果哪天我家也被铲平了,一定请教你。”

李华成之前他的“信访调解室”照片

“你是政府的防弹衣”

每周二还不到9点半上班时间,访民们便陆续聚拢于青羊区群众服务中心。这一区信访局设在区政府大院13号楼,紧挨着派出所。院内,无论蓝衣警员还是黑衣保安,与上访者不经意的对焦,彼此眼神都透出戒备、逡巡、乏味。

例行公事的登记,访民企盼中大奖似的,等待被领导干部接见。快10点钟,终于有人不耐烦地吵嚷起来,“都几点了?还不见你们领导露面,莫怪我们去撞他们的门。”

“这事我们真干过。要闯领导办公室,必须过一道大铁门。李华成虽在这儿上班,但和我们一样被挡在铁门外。”站在接待室外,勾利的眼神瞥向最靠近派出所的一间房,那里曾是“李华成信访调解室”。

去年上半年某个周二,李华成又来上访。青羊区信访局局长解愚将他叫到一边,要他来做信访工作。他说李华成的上访与讲法是胜任这份工作的“过渡铺垫”。

“开玩笑吧,”第一次,李华成未加理睬。9月下旬,解愚打电话叫他来一趟信访局。接下来的一小时里,解愚竭力说服他接受上次的提议。

“会不会是陷阱?万一我在信访办说错话,不是逮住我的尾巴?”他心里七上八下。不过,“解局对我说,你也知道信访不能解决问题,要找相关职能部门,要尽量引导访民走司法。”

李华成说解愚还暗示他:“假如你来做工作,也许你的问题会加快进度。”

在青羊区信访局门口,解愚却对我说,李华成没有开出要解决自身问题的条件,他也没有给予任何相应承诺。“我们能够提他的是一间办公室、一顿午餐,还有每个月800元的劳务费。”

去年10月间,访民薛明远来到信访局。他诧异地发现李华成摇身一变,居然变成接待访民的“李主任”。他忙问原委,李苦笑一下,显得很无奈。

“做嘛。这是做好事嘛。”每逢上访接待日,李华成或站在门口主动与访民攀谈,或接待他们上访。“第一要把诉求写清楚;第二寻找获取相关证据;第三应向哪级政府机关申请要求的,要向哪级政府机关上访和走相关程序。有些问题不要等信访局来回答你。”

有时听到信访接待员抱怨干得恼火,他却觉得轻松,“我是访民,我了解访民的心理需求与饱尝的辛酸苦辣。”

“信访工作往往拖、拖、拖,上访的人只能等、等、等,”他洞悉信访中两方的心态,也认为有些访民纠缠的问题并非合情合理,“根本不属信访范畴。”

“领导接见访民有其选择性,”他挺同情信访接待员:他们也无权无势。访民发泄满腔怒火时,“恨不得扒光他们”。

薛明远与勾利注意到,李华成任职后,上访人数从平常五六十人、最高时的上百名,骤然锐减。究其原由,除了部分人听取李的建议,转换上访渠道,寻求司法途径。其他人的心思,五味杂陈。

“他向我们宣传哪项政策好,我们却觉得信也是白信。要是上面说话不落实,他一个平民老百姓说是白说。我们跟他争,他说我也没法,这点权限。”

“访民之前还心存盼头,起码有一个领导接见自己。换作他,变成访民接待访民。岂不是他坐在那儿一天,我们的问题永远拖下去?”一个不肯透露姓名的访民对我说,他们在观望,李华成上班了,政府是否先了结他的事。“要是他都不行,他们则更无望。”

“大家有层别扭没好讲出来。他到信访局工作,是一个叛徒。”许娥芬嘟哝着。一次访民茶会上,李华成察觉背后有人戳戳点点,交头接耳发出这两字。其他人默认不语。

“我也骂过他。”许娥芬的茶室里,访民谭伟粗声大气地说。他不肯服从拆迁,“一块大石头从窗外扔进来,12岁的女儿正在屋头”。被迫搬离使他愤懑难平,他到青羊区信访局上访,结识了李华成。

那次,接待人员派李华成出面安抚他。他因排在最后,别烦躁。李又陪他去见区里新上任的一位副书记。“他在旁督促书记,要公平公正处理我的事。书记也表态,回去立即查办。”

然而苦等无果,他又来到信访办。李华成和他一块上区政府去找一把手。未被接见,他俩只得悻悻离开。一走出区政府,他当街怒斥李华成,“你是政府的防弹衣,为他们挡枪挡炮。”

“凭良心讲,李华成是个好人,他想为大家办事。”这个自称“文盲”的中年汉子用打火机敲打桌面,说出访民们的真实想法:信访机构“招安”了李华成——既稳住这个资深访民,又利用他做其他访民的工作。

李华成越来越失落,自变换角色后,他的问题非但无进展,领导接待他的几率几乎为零。更令他倍感屈辱的是,“据可靠消息”,他每月领到的劳务费,竟是街道办划拨给区里的。

“我始终都是一个访民。”他否认他“转型”过。2014年1月,他向上面提出,自己累了,想休息。

“你若愿意,欢迎为信访服务”

7月6日。又在果园,李华成的儿子坐在我的对面,比他父亲高大健壮。李华成欣慰地介绍,儿子读大三,学的也是新闻。“但请不要暴露他的名字。”

“2006年强拆我家时,我已经有十一二岁,那场面真把我吓惨了,”李华成的儿子说,一群光着赤膊、布满文身的人开着铲土机,“像攻打敌人似地”对准他家人。年迈的爷爷被拖出屋外,妈妈被摁倒在地上。爸爸一把拉开惊慌失措的他,央求那帮人,他还是小孩。

2009年,待他赶回,家已然沦为废墟,“支离破碎的安全感,无疑被铲土机又狠狠碾过。”

“我要考军校。我要让自己变强。我要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保护更多的弱者。”而父亲的上访,却使他梦想破灭。当时,父亲一个劲地抽烟,听任他痛苦地抱怨。

为何改学新闻,他说相信媒体能伸张正义,报道社会不公。“我将来要为底层的弱势群体说话……”他突然愣生生地问我,谁能维护我们的安全感?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这是犯罪!”在自家寒酸简陋的大厅,李华成一条腿跪在沙发上,头埋得低低的,将身子扭成喷气式飞机状,“拆迁时,他们用腿压住我的喉咙。”父亲带着遗憾走了,去年夏天,母亲又含恨离世。他整整四天四夜,没有合眼。

那时候,他的思路反而比以往坚定清晰。明知让他做信访调解是一场游戏,他也想将游戏玩下去,“还要玩好”。他想不失时机增加依法维权的访民力量,一点一滴地推动体制的改革。他还寄望通过向体制宣传依法办事,促使其慢慢地改变。至于他的上访求助,自然融入此进程中得以突破。他太明白,仅凭个人的力量,简直微不足道得可笑。

“如果你提出的赔偿最终不能达成呢?”我问。

“依法”——他一口咬定,最少要用法律的方式与思维裁判。“如果离法太远,我会继续上访。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如果依法判定你错了呢?”我追问。

“依法判定是我的错,我承认。不过用法衡量,以事实作依据,我认为我没错。”

7月初,解愚找李华成谈话。

“他试图安抚我,说你既然屁股流血,先把血止住,再回来上班。到时把牌牌做得更大一些。”

李华成这番话被解愚修正:“我欢迎他回来,可没设置前提。他愿意为信访局工作,我提供了一平台。假如其他访民都愿意,我也希望他们和我一起来为信访工作。”

“有记者问过我,日后你的上访不存在了,市信访部门请你做工作,你做不做。我说,信访不能解决问题。这一制度不改革,做不做都没意思。”李华成说,当时他这么回答解愚,现也要郑重地告诉我。

下午4点多,离开李华成家时,我不死心地请他带我上村社区办走一走。他再度载我上路。未几,一名身穿黑色T恤的男子,猛地从小道骑车窜出。“那是联防队员,”李华成小声说。

那人很快追上我们,一面打量我,一面客气地问:“李华成,她是你家亲戚么?我看不像哟。”

“我是他儿子的老师。”我忙解释。他狐疑不定,跟到岔路口才离开。李华成的电瓶车在村委门前未敢逗留,风驰电掣般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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