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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永正的新疆往事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苏旭

美国斯坦福大学音乐剧《时光当铺》巡演北京站拉开大幕。该剧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年仅22岁的华裔学生曹禅创作,她集编剧、作词、作曲、导演于一身,带领28位青春洋溢的斯坦福大学各科系、各族裔学生,共同演绎了一场关于爱、关于人性、关于反思的心灵之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鞑子庙以南十里,建设兵团农七师125团党委书记、政委钟芳杰,副政委韩冬早早把车停在路上。戈壁滩,一望无际,他们不停向路的尽头张望。

这一天是2012年国庆假期的第4天,他们在等一个人。

不多久,一个由二十余辆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地驶来。他们等的人带着一家老小共12人,坐在领头的几辆小车上,后面小中巴——考斯紧随其后,上面坐着他的同学和老师。

这个人是曹永正,鞑子庙是他的故乡。媒体描述他是神秘富商周滨的父亲“最信任的人”。

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故土。当年底,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带走调查。12月,曹到达台湾。

日后,曹永正回忆起这个他曾生活近30年的故乡,写下“日暮苍山,五味杂陈,怎一个痛字了得”。

曹永正曾说,看似实在的人生名利与财富皆空,惟有看似虚拟的文化学问才是实在的财富。因此,在商人之外,他更想成为诗人。

《心动过缓》

逃荒的婴儿

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0年后,中国开始爆发一场持续3年的大饥荒。这一年,曹增玉在山东出生,在家中排行老五。由于饥荒,曹增玉的父亲曹水章(音)不得不重蹈祖辈的“闯关东”之路。

几经辗转,曹水章来到距离乌鲁木齐近500公里的奎屯市鞑子庙村。1952年,新疆军区运输部下属的劳改大队,在鞑子庙附近的戈壁滩上开荒出3000亩土地。他们刚来到这里时,“苇湖遍布,梭梭、红柳丛生,常有野猪、狼群出没。”

1954年,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让他们“劳武结合,屯垦戊边”。原在南疆拜城屯垦的农九师26团(现改为农七师125团)一营奉命北迁。在营长贾鹤峰、教导员赵楷的带领下,来到柳沟鞑子庙,接收了新疆军区运输部下属劳改大队的耕地和部分人员,开始在鞑子庙进行大规模的垦荒。

曹水章来到鞑子庙时,这里已成为戈壁滩上的一片绿州。从南边的豁口溢出的泉水,顺坡冲出一条小溪,向村庄方向流淌。小溪两边的胡杨,长得别茂盛。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这片胡杨成了人们辨别鞑子庙的地标。

相传成吉思汗看上这里时,也是因为它的水源。鞑子庙南端的土坡最高处,有一眼清泉。成吉思汗认为,这是佛主赐的神水,便让人在此修建了一座庙,地名鞑子庙也是由此而来。朝代更替,千千万万的人和事都随着这座庙宇埋入戈壁的风沙。

屯垦人员的到来,又重新翻开了这里的故事。为了纪念他们垦荒的历史,他们曾为这片土地取名“得胜地”,意为旗开得胜。

但随着他们的垦荒一路北上,鞑子庙又开始没落。1957年,浩浩荡荡的125团垦荒大军已经在离鞑子庙十余公里之外的柳沟安身立命,但他们还是没舍得鞑子庙的那口清泉。于是,他们决定把4年前建于乌苏水磨的皮革厂搬迁至鞑子庙。当时,皮革厂仅有5名员工。两年后,曹水章进入皮革厂,成为第16名员工。“因为会做皮鞋,是作为技术人员引进厂的。”他为儿子曹增玉改名曹永正。

曹水章在皮革厂做鞋样设计,一个月工资是41.5块钱,算是厂里几个领高工资的人之一。“别能做一手漂亮的马鞍,团长、师长都过来请他做,算是厂里的一个能人。”姜发志说。他是曹水章在皮革厂时的工友。1964年,他来到皮革厂时,对曹永正的印象是“喜欢光着屁股玩水”。

到新疆之后,曹水章又添了一儿一女。7个小孩皆由母亲张氏(化名)在家照顾。他们一家住在一间土坯房里,房间里只有一个睡坑。曹永正的二姐在读小学三年级时,曾用一整个作业本来描述她老家的情况,她这样写道:家庭破败,一颗草在风中摇摆。

三十多年过去了,戈新(化名)对这个学生的作文仍有印象。他还记得,有一次去家访,进房之前,他敲了几下门,是曹永正跑过来开的门。进门后,张氏对曹永正说,“彭老师真有教养。”

当时的曹永正只有5岁。“还没读书,个子小小的,皮肤黑黑的。”戈新说。日后,戈新成了曹永正的初中老师。

张氏用白沙糖给戈新泡了一杯水。在当时,冰糖是一非常稀缺的食品,要用糖票才能买着。“一般家庭没有。”

戈新没舍得把糖水喝完。多年以后,当戈新见到曹永正时,他才知道剩下的糖水的归宿。“我走后,曹永正跑过去,端起杯子,一口气把水喝完。”

贪吃是小孩的天性。天热时,鞑子庙一带总有瓜的人流动。每到此时,曹永正闹着要瓜吃,张氏实在拿不出钱,只得把曹永正带到戈壁滩上玩一圈,等瓜的人走了,才返回家中。

戈新说,尽管那时曹永正家庭条件非常有限,但家教却相当严格和朴实。“他妈妈知书达理,所以对孩子的要求别高,虽然衣服上都是补丁,但出门还是得穿得干干净净,不能随便。”

多年以后,曹永正把母亲这教育方法用在女儿曹禅身上。曹禅是《时光当铺》的编剧兼导演。2011年,《时光当铺》在成都演出时,时任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到场观看。

在一次访谈节目中,谈到对女儿曹禅的教育时,曹永正说:“在快乐原则上,我认为孩子在小时候是没有判断能力的。他们有很多主动性,但同时也愿意被引导。但是从孩子的一生来看,童年的快乐固然重要,但顾着童年的快乐,她以后的一生快乐不起来了,因为每个人长大后都要成为一个社会人。在孩童期、青春期该为成为社会一员做准备的时候,不应把时间都消费掉了。等这个社会需要你拿出技能,与别人竞争、被社会认可的这技能拿不出来的时候,终身快乐不起来了。所以小时候或者青年时期的快乐并不能被持续,它可能是真实的,但它实在是短暂而不能发育、不能长久的。当你作为一个社会人不堪生活之重时,会体会到小时候一味追求的快乐,换不来未来人生中的快活。”

曹永正的成长,是不断提前让自己社会化的过程。

曹水章在皮革厂,完成鞋样设计之后,还喜欢到别的车间逛逛。“没几个月,他把整个做鞋子的流水线一条龙全学会了,在后期,他基本上是一个人撑起了一个皮革厂,算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姜发志说。

曹永正与汪文勤一家

少年文学梦

到了学年龄后,曹永正进入皮革厂小学念书。小学同学杨顺喜记得,每次考试时,曹永正总能考90分以上,而他一般只能考到60分。“平时他还不怎么学习,但一到考试,他总能考得过。”杨顺喜说。

杨顺喜觉得曹永正的“脑袋瓜聪明”,记忆力别强,领悟力也比一般人好。同学时常和曹永正开玩笑,“头大,这么好使,是不是个双脑袋。”

196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要修正“17年文艺黑线专政”。于是,老师下放,学生回家。鞑子庙一帮无书可读的孩子,除每天上戈壁滩拾柴火外,便常自乱,习武打斗。曹永正便是领头者之一。

此时的曹永正,有一个武侠梦。夏日某天,他赤裸上身,用黑炭在身上画一副盔甲,腰上系羊皮绳,一把自制的木剑斜插在腰间。在跟扮演敌军的人交战时,他奋力抽出腰间的长剑,却没想,把自己的肚皮划出了一道长长的血口。他想到,英雄肠子流出来的时候,还一样在战斗,自己可不能退缩,便随手抓起一把碱土往伤口上一抹,继续带领“属下”厮杀冲锋。冲这一点,小伙伴们都很服从曹永正。

此时的学校已经停课,但已得到的知识启蒙,让曹永正在武侠之外,也迷恋书本。

戈新下放到距离鞑子庙只有几公里的20连参加劳动。1961年,在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下,他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群一起盲流到了此地。他的自传小说《盲流》的开头这样写道:江南古城长沙火车站前小广场,一场秋雨过后,秋风已有了一些凉意,它在流浪着,把一片片枯黄的法国梧桐树叶随意地抛向,任枯叶旋着飘着舞着,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枯叶纸屑又一齐向广场西北角卷去,在一个大垃圾堆前旋起一窝窝尘土,如急流中旋起黄褐色的泡沫。

戈新说,在那样的年代,其实人的命运像那片叶子。

参加连队劳动之余,戈新还帮着写写连队的黑板报。一天,他在黑板报上写下自己的一首描述下雨天抢收粮食的诗,其中两句为“咔嚓一声摄个影,题照叫斗风雨”。2002年,当他在成都见到曹永正时,曹永正给他背了这两句诗。戈新一时没反应过来,曹永正背第二遍的时候,他才想起。

无书可读的日子,曹永正也常去南端土坡上的那股清泉处发呆。日后,他在跟同学杨顺喜聊天时,说那口清泉给了他很多的奇思妙想。清泉池是一个直径约十来米、深度约三米左右的圆形土坑,相传村里有人夜间到泉边取水,曾见到水面有奇异的景象出现。因此,鞑子庙人也称清泉为神泉。

日后,便有人做了一个梦。梦境大致如此:

一个人穿越时空,回到了历史上的准噶尔汗国时代。但见鞑子庙规模宏大,香火旺盛。喇嘛诵经的声音随着一缕缕缭绕的香烟从庙里飘出。佛堂上一个须发全白的喇嘛盘腿而坐,双目微闭,口中念念有词。他是寺庙的大喇嘛。

此人连忙上前叩拜。他睁开眼说:“施主,我知道你的来意,你很想知道这喇嘛庙和神泉的秘密。虽然天机不可泄露,但念你一片赤诚。不妨让你略知一二。此通灵之地是上天专为我们卫拉人而造。然而天命有时,气数有定。这座准噶尔汗国修建的喇嘛庙,它会随准噶尔汗国的兴旺而兴旺,随准噶尔汗国的灭亡而毁灭。不过在庙宇毁灭后,它旁边的那眼神泉不会消失,而且灵气犹存。300年后将有一个少年从东海来到这里,他是一个具有慧根的灵童。经神泉的洗礼和滋养,长大后,必成名扬遐迩的人杰,并能左右逢源,逢凶化吉。待灵童成名之后,神泉会……”

大师闭上双眼,不愿再说下去。“大师,那神泉会怎么样?”面对此人的追问,大师默然不语。顷刻间,那些缭绕的香烟化为一团五彩斑斓的祥云,托着大师飘然而去。随之,庙宇轰然倒塌。

日后,这个梦被嫁接到了曹永正身上,而那个少年,也被人说成是曹永正。

1971年,林彪飞机掉下来后,老师和学生这才重新回到学校。当曹永正到20连中学读书时,戈新成了他的班主任。

学校一书难求,破“四旧”的烈火虽将戈新的藏书化为灰烬,但他仍珍藏着《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诗刊》等杂志和贺敬之等人的小诗集。在那个他被指为“毒害祖国花朵”的时代,他的书从不外借,更不敢示人。

但见曹永正有好学之意,戈新动了恻隐之心,便想“去培养一个无产阶级的文学家也很好”。从此,曹永正每隔三五天跑到戈新家借书,他只强调一点,“莫弄丢,莫外借。”

在成都见面时,曹永正聊到借书之事,感慨“如此三载,我等何福”。“连哪本杂志哪期刊物的封面,他都能细说出来,甚至连我做过记号的喜欢的哪位诗人的哪些诗句,他都能当面背出,其阅读的深入、记忆的超常,让我惊诧万分。”戈新说,“我问他记忆力为什么那么强。”

曹永正回道,“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书好像在我的面前呈现,我又翻了一遍。”

最后,曹永正把戈新所有的藏书看完。戈新只得把他多年前写的诗歌的一本剪报借给曹永正。“我告诉他,像我这样世俗之人,都能写点诗歌,如果你坚持下去,日后定能写出无愧于世的佳作。”曹永正点头,他告诉老师,“想在文学上有点作为。”

此后,戈新布置的作文,曹永正多以诗歌交付。诗常以抒怀为题。“少年不识愁滋味,所感所思信手写来。”

不久,曹永正的一首写月亮的抒情小诗,让他第一次知道了政治的残酷凶险。别的老师发现这首诗后,直接交给了学校的“贫管组”,“贫管组”认为曹永正思想颓废,精神萎靡。“说红太阳可以,但不能歌颂月亮,说太阳炎炎发热也犯错。”戈新说。

“贫管组”让曹永正深刻写检讨。戈新说,这件事对曹永正的影响很深,他意识到“必须迎合当时的政治,写个东西真难,更不能逆潮流而动。”

初中的曹永正依时势,顺应了政治,但他的父亲此时却被投入了牛栏。皮革厂的工友想不明白,曹水章为什么能做一手漂亮的马鞍,因此断定他是日本务。而另外一个证据是他为曹永正做的一个风筝。这个风筝被人说成是无线电,用来搞情报。

曹水章被批斗时,曹永正在学校也受到同学排斥,认为他是“牛鬼蛇神的儿子”,应该离他远一点。

2012年10月4日,国庆长假的第四天,土生土长的125团走出去的知名人士曹永正(右一)先生回团欢度双节,现场为大家挥笔作诗一首。(据新疆兵团农七师网站)

忧伤的年轻人

“文革”结束后,曹永正进入125团高中。政治的残酷终究没有让曹永正放弃文学梦,上高中后,他的诗歌开始在《塔城报》上频频发表。同学薛鸿记得,高中时,曹永正曾向他过一张《塔城报》的约通讯员证。

此时,曹永正还开始接触医学知识。“我们被分在红医班,会学医学方面的知识,主要是西医。”高中同学张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可能是《黄帝内经》对曹永正的影响较深,他对西医较抵触,主要钻研中医方面的知识。除了《黄帝内经》,《易经》也是其常看书目。张氏常年体弱多病,曹永正看着心疼,想通过学中医为母亲治病。

2014年4月初,曹永正的妻子汪文勤在新书《心动过缓》的后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我的丈夫是个大孝子,公公婆婆在世的时候,大病微恙,都是他们的儿子”我的丈夫开药方。如果丈夫出差在外,他会嘱咐父母身旁的兄弟姐妹帮忙量血压、数脉搏,看舌苔的颜色和形状,如果正好在家里,他定会一日三时号脉,然后去抓药,抓回药来又煎煮,婆婆晚年时常年卧床,有时病情严重,症候复杂,不下猛药,难以抑制病痛,每回煎出药来,丈夫都会先尝过,没问题,才捧到慈母眼前,讲讲笑话,分散老人家的注意力,让她在不经意之间,把药喝下去。在丈夫的眼里,医治不仅仅是吃药打针那么简单,抓药、煎药、尝药以至吃药时的那些笑谈也是医治的一部分。

有一次,住在青岛的张氏身体不适,晚上都不能入睡,便电话通知了已经住在温哥华的曹永正。“得知母亲浑身疼痛,儿子更是痛在心里。因当时我们的大儿子刚刚出生,丈夫不能马上回国。他只好打电话‘望闻问切’一番后,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足有三天三夜,烟灰缸里摁满了烟头。等他从书房出来时,手里拿着几页纸。”

出书房时,曹永正对汪文勤说,“有一病有一方,我一定要把痛的根从娘身上除掉。”

汪文勤写道,“丈夫在开方之前,把母亲从出生到80岁这80年间所发生的每一件大事都捋了一遍。看哪些事情可能会成为日后母亲生病的原因,他像一个细心的侦探,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点点看回去。然后他根据时间、地点、当时周围社会人群的行为和心态习惯等等,给每一个可能的病源都派了一味药,这些药中有杀手,有说客,有探子,有盗贼;他用一些药的善走多动,另一些药的固守和怠惰;用一些药的忠贞不渝,另一些药的水性杨花。事和事之间有关联,药和药之间有分工,有合作,中间充满逻辑和想象力,他说这一年娘抱着我要吃的,怕我饿死,一走是一天,她自己的肚子常常是空的;这一年家里养了十几只鸡,没得吃,娘用麻袋背着鸡,在深秋的收割过的麦田里去放养,中间要经过齐腰深的河水,新疆的晚秋,那时娘还有孕在身……这都是后来让娘浑身痛的病根。这样,丈夫开了一付前所未有的大药方,80味药,君臣佐使一番,调兵遣将一番,开路的,报信的,离间的,敢死队的,摇旗呐喊的,杀伐的,劝慰的,浩浩荡荡,近100味药组成的一个庞大的兵团,布好阵,向病魔,向从来不认输的时间宣战!”

汪文勤当时完全没有在意哪里能找到这个煮山烹海的大药罐,她只是被扑面而来的一幅接一幅的画面所吸引,这些植物的根茎叶花和果实,雀鸟的粪便,矿石,蜂房,蛇蜕下的旧衣……它们被召聚,被编织,然后遇水,遇火,再遇水,再遇火,在时间和时间的缝隙里喘息,在生命往事的废墟里寻找生机,然后,把健康、生命和希望找回来。“我被这独一无二的医治深深震撼,我被这个药方彻底放翻了(新疆方言),眼泪忍不住流出来。”她写道,“这太浪漫了!这哪里是药方,这是大小说,大作品!”

“母亲未必真的要吃这个药,单这个药方本身,有医治的功效。即或我们身体的疼痛犹在,但是,因为这个药方所蕴含的深情,足以让我们重新回看那些逝去的岁月,饶恕,宽容,释放,通则不痛。或者与病共生,痛并且快乐着。”

医学仍只是曹永正想为母亲治病而想掌握的一门技术,他真正想成为的还是一名诗人。

1978年,由于偏科厉害,数学拉了高考总分数的后腿,曹永正只得选择复读一年。“他想读好一点的大学,走出鞑子庙。”薛鸿说。

一年后,曹永正被新疆大学政治系录取。同一年,汪文勤考入新疆政治学院。日后,这两个文艺青年走到了一起。

去新疆上学时,为了省下买大巴的车费,曹水章托人找到了一个开货车的远亲,让曹永正搭便车前往。走到半路时,远亲司机去吃饭,却让曹永正坐在路边等。曹永正觉得,这对他是一羞辱。他明白,只有出人头地,才能改变家庭的贫困,以及人们不友善的举动。

进入80年代,新中国诗歌迎来时期。有次,曹永正与台湾诗人痖弦游新疆,说起那段日子,痖公道:“我们也有个‘创世纪’年代,白天黑夜只琢磨一件事,一个好句子出来,诗还没写完,传开了。”

曹永正觉得,怀念一个时代,是怀念自己的所在。当时在新疆,有一位天山深处的牧羊人,因为在《人民日报》上发了8行小诗,被调入了国家机关,当了干部,吃上皇粮,一时传为美谈。这件事情对曹永正的刺激很大。

在妻子汪文勤诗集的序里,曹永正写道:“八十年代,在中国,诗是沸腾的民愿,是文凭和名片,是才华和王冠。当然,诗,还是敲门砖。”

在这篇序里,曹永正对自己为什么以诗筑梦给出了答案。“因为可以在梦里做自由的自己,即使被追捕,惊醒时还在床上。”

刘少奇获得平反后,新疆大学组织了一次大型诗歌朗诵会。深切缅怀、无限追思的诗,一首一首地在舞台上高声朗诵,轮到曹永正上台时,他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致喇叭》——当你又一次/称他同志时/我流泪了/不/我不责怪你/你没有头脑/也没有眼睛……片刻,台下突然响起了掌声。在呼声中,曹永正又念了一遍。

在大学里,曹永正依然保持着小时候爱读书的习惯。“在大学期间,他把新疆大学图书馆的书几乎全看了一遍,他的记忆力别好,可以过目不忘。”老师何洪江说。

大学期间,曹永正的一首诗在《诗刊》上发表,在校园里引起轰动,但这终究没有为他带来仕途的敲门砖。在此期间,曹永正还通过了中医自学考试。“长期对中医古文的研究,无意中帮他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薛鸿说。

由于泡图书馆的时间过长,曹永正经常挂课,在老师的几次警告后,依然没有改。毕业时,他因此被分到了不算很好的单位——乌苏市委党校。

在党校期间,他经常驻村工作。有一次,他到一个村里搞计划生育宣传,吃饭时,团委书记坐到他的旁边,不断地想把他挤出饭桌。“看他黑黑的,不像个干部,想把他挤出去。”戈新说,曹永正被挤到一个角落时,组织部长进来看到他,叫了他一声曹老师。团委书记觉得不妙,灰溜溜地走了。

现实生活让曹永正暂时搁置了文学梦,但这工作落差,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同一个班的好几个同学都被分到了自治区,杨刚便是其中之一。杨刚最后官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但于2013年底被双规。

还好,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曹永正被借调到乌苏市编修党史。随后,他到了新疆人民出版社工作。

商人

仕途的不如意,最终让曹永正跳出了体制。但对于具体从事了什么工作,同学和老师中没有一人知道。直到1994年从报纸上看到他的消息。

当年某报记者写了篇《奇人曹永正》,《羊城晚报》整版转载了这篇。其中一段这样写道:

他具有异感知能力。而对一个人、一张成年人的照片、一张名片,或者是一个人经常使用的东西,便可在几秒、几十秒之内,感知此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其精确程度令人拍案叫绝。

中举了几个例子。

——通过一张照片,感知到照片中的人物已遭遇不测。乌鲁木齐军区总医院院长杨俊鹏见证了这个奇迹后,聘请曹永正担任新疆超越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通过计算机记事薄上曾宪梓的名字,预测到曾在七天之内会有心脏问题,后来果然应验,曾宪梓十分感激,帮助曹在香港成立了“世界名人康复咨询俱乐部”;

——1993年,国内电视台的领导请曹永正预测中国申奥能否成功,曹给出否定的答案,说悉尼会申请成功。此外,曹永正对几轮投票的预测居然也准确无误。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调查得知,乌鲁木齐军区总医院历任院长当中,没有杨俊鹏。军区总医院的一名负责人也向记者证实,不仅没有杨俊鹏这个人,更没有超越医学研究所。

在这个虚假的机构里,曹永正从王恩学身上学到了如何包装自己。王恩学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养鸡狂人。1990年,王恩学给了杨俊鹏10万块钱,让超越医学研究所研制一乌鸡精。他们很快向推出一款神州乌鸡素,反响很好。在养鸡成名之初,王恩学跟新疆当地一家报纸合作,以“记账”的方式推出多篇报道。

因神州乌鸡素涉嫌虚假宣传,遭到了新疆卫生厅的查禁。王恩学失败后,媒体把责任推给了政府。一时间,形成了“王恩学现象”的大讨论。王恩学博得大名后,各地政府纷纷邀请他到当地养鸡。

从这件事上,曹永正明白,“谁控制了媒体,谁有了主动权。”于是,用同样方式,他请记者为他写了一篇——《奇人曹永正》。“那时他的事业处于上升期,可能需要一些资源来帮助他。”戈新说。

199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中直指“一些迷信、愚昧活动日渐泛滥,反科学、伪科学活动频频发生”,明确要废除“伪科学”。

曹永正通过“世界名人康复咨询俱乐部”进入商界。2002年,戈新在成都见到曹永正时,当年那个黑瘦矮小的小伙子,已成了一米八几且已微微发胖的大汉。他的身份是西部卫视董事长。

此次见面,曹永正和戈新聊到了那篇。曹永正告诉他,登出来后,编辑部收到了全国各地的很多来信,本准备连载的《奇人曹永正》下篇也临时撤掉。当时,刘晓庆税案沸沸扬扬,曹永正说,“做人不能高调。”从商后,曹永正刻意淡出了大众视野。

去成都前,戈新在湖南老家听到很多关于曹永正的传说。所以见面便问,“人们说你神奇,精通《易经》,能掐会算,一眼能辨人之忠奸,一听能晓事之成败,一言能知命之祸福,高官显贵莫不待你为上宾,问官运,问祸喜,问命运,唯恐不敬,便大祸临头,看看坊间传得神乎其神的你到底有多神?”

曹永正听完,哈哈一笑,给戈新讲了另外一个传说。“我还听说,有人亲眼看见我爹在奎屯街上给人补皮鞋呢。”彼时,他的父亲曹水章早已定居青岛。

在北京年代投资公司总部被查封——2013年7月之前,曹永正曾邀请戈新和薛鸿等同学到公司玩。在办公室,他们并未见到媒体所报道的“曹永正和某位大人物的照片”。薛鸿记得公司有一个一格一格的老柜子,里面堆放了很多不同的中药。而戈新印象最深的是大厅里挂了一幅画,“一看知道是鞑子庙。”

北京年代投资公司被查封不久,曹永正亦被有关部门控制。据传,他被牵进了李春城以及神秘富商周滨之父的贪污案。媒体报道称,年代公司堪称中国政法系统官员的“后院”。来这里的高官,主要集中于政法系统、四川省以及石油系统。

有媒体报道称,曹永正与李春城结缘,缘于曾经耗资千万元给老人迁坟的李春城对传统文化的痴迷,中间人为去年年初被调查的成都会展旅游集团董事长邓鸿。邓是李迁坟的出资人之一。“为了投其所好,混迹文化圈的邓鸿在某次活动中结识早已成名的曹永正后,将其引荐给李春城。”

据报道,曹永正的年代系公司在四川有不少业务,“政治献金”便是其中一项。已被调查的原四川省遂宁市市长何华章,在2002年担任成都商报社社长、成都博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博瑞地产)董事长期间,与曹永正达成了一笔关于金沙鹭岛地块的“桌下交易”,涉及金额6000万元,此笔交易实际是为何华章进入官场铺路。

在与同学和老师重新取得联系后,从2007年开始,曹永正几乎每年都要回一次鞑子庙。看到1980年已干涸的神泉土坑,曹永正曾想在此打一口井,但最后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实现。

初中毕业后,杨顺喜再也没有见到曹永正,直到2007年。一天,杨顺喜在家睡午觉,有人过来敲门,说有同学找。“不像什么有钱人,穿得跟我一样,农民打扮。”

见面后,曹永正从口袋里拿出一万块钱,给了杨顺喜,“说是见我困难,给我点钱用用。”走之前,杨顺喜问曹永正现在在干嘛。曹永正回道,“不要问那么多,有钱花、有钱用行了。”

一次同学聚会,曹永正说,看似实在的人生名利与财富皆空,唯有看似虚拟的文化学问才是实在的财富。

或许是小时候的经历让曹永正感同身受,他拿出50万,只要是从鞑子庙出去读大学的孩子,都可以获得一万块钱的资助。但现在,这些钱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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