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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小兵:吹牛向左,解大便竟然有许多血吹捧往右_恭小兵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黎锦荣

——致余华,致兄弟

我非常拒绝正在流行的市面言论。哪怕被论者如日中天。很多年以前,我的一个老师有幸跟余华、王朔,莫言这样的顶级大师们同班同学过。许多年以后,我对余华,仅从我这个老师的几个散文随笔里得到一些感性认识。剩下的,基本上是些很不靠谱的吹捧。

回首我国文学领域里一些有趣的现象,给我印象较深的一个团队可能要数新中国文坛小学甲班。这个班里,学习成绩的要数余华。早在2000年2月7日上海《文学报》的综合新闻里,当时的先锋派新锐余老师是这样说的:“我心高气傲,经常在家里挥挥手,可以把中国的文学给否定掉”。其二要数乙班科幻小组的同学柯云路,据说柯老师是个神秘的气功爱好者。在他的《新世纪》里,柯老师这样宣布:“我代表整个宇宙”,“我会刷新一切现行的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和物理学”。排名第三的才是丙班流氓小分队的队长王朔王老师,只是王老师向来喜欢反讽,这里我不敢肯定他说那句话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他是这样说的:“俺一不小心,跟曹雪芹同学打了个平手”。

面对他们的狂妄,民间的一些评论家们是很有意见的。据说当年有个名不经传的文学评论家,曾经这样说过:“马原、格非是迷宫,余华是屠宰场,残雪、孙甘露是垃圾堆,王朔是痞子文学。”但是人们不信。出版界和媒体对此论调也很嗤之以鼻。他们开始反炒,说当时的先锋派文学是以“最有独创性”、“最有前卫性”、“最时髦”、“最民间”、“最乡土”的面貌出现的,并在各大报刊上腾出了大量的版面和资源来刊载他们的作品,迅速培养了一大批所谓的先锋派。对此现象,读者们一开始也是非常配合的。人们一哄而上,抢着上去阅读那些先锋派作家们的小说作品,时间久了才发现,根本不是媒体宣传的那回事。

我是一例。《一九八六年》,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一个地主的死》,曾让我对余华的冷酷叙述有五体投地的冲动,只是现在,那些相去甚远的感动,仿佛《劫数难逃》般合情合理地飘远了,这应该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一个《河边的错误》。源源不断的暴力与鲜血,无处不在的先锋乱伦进行曲,甚至老地主大义凛然跳进粪坑去光荣赴死。有那么一瞬,我以为自己也活在余华时代的遗风古韵里而不能自拔。真是无独有偶啊,当年谢有顺、李敬泽们铺天盖地的评论也是一路绿灯,都不容易啊,没了余华,谁去夺取那项标准而又干净的中国诺贝尔。“喀嚓”一下,中国文学的标尺诞生了。这一路,陪伴余老师意气风发的还有前段时间里公然宣称中国的小说已死的先锋鼻祖——汉人马原。

自马原成功移植西方手法,创建出一个先锋派别以来,余华已成为这个先锋阵地里的先锋。尽管早在《往事似烟》时代,有人指出余华最最擅长的做法是将短篇繁密成中篇,然后再把中篇拉扯成长篇。但《兄弟》的情节依旧有《往事似烟》的影子,荒诞而且荒谬。这里让我们也来往事如烟一下:一个90多岁的老头,频繁不断地奸污着一些十二三岁的幼女;一位60多岁的妇女,居然和自己的孙子共赴云雨还怀孕……

所谓先锋,是一切可以没主题。可以胡编乱造。正所谓逗号句号,陪汉语睡觉。所谓先锋,它没有主题。没有花。没有尘埃也没有空……空气。天空晴朗。没有气息。没有人。没有城市。没有孩子。没有枪。没有乡村。没有音乐。没有血。没有舞台。没有阶梯。没有没有。没有东西。悲剧涌上心头,灵魂灰飞湮灭。

一旦这些所谓的艺术技巧变成晦涩难懂的代名词,让读者走进迷宫,根本不知道作者在写些什么的时候,那么,这一类小说便不可避免地会走入绝境。一些像走马灯一样来匆匆的西方新潮小说,和马原余华等率先为之揭竿,又率先为之逃跑的先锋小说,已成明示。这些小说或以令人难以忍受的呓语,或以毫无逻辑的编造,或以让人无法懂得的语言,受到读者的唾弃。

看《兄弟》,首先让我产生出一强烈的时代思想不适感,完全迥异于以往读《许三观血记》时所产生的汉语画面冲击感——它的语言匮乏,叙述拖沓,情节老套,对话重复。唯一的收获,可能是让我终于明白了太多作家们为什么要一门心思摒弃原来的浪漫生活,故作神秘地把门关起来,把自己封闭起来进行所谓的文学创作。像是一群邪教分子猫在美利坚自由女神雕像的阴影下秘密发布出某些难以见光的恶毒的反共言论那样。

在我国,依靠描述人民苦难而发家的成功小说家比比皆是。比较有趣的现象是,你必须去描述前一个朝代,或者更前一个朝代。大会小会上,作家协会的个别领导口干舌燥地呼吁麾下作家们,一定一定要紧握时代脉搏与时俱进。但我觉得这些口号很扯淡。真正与时俱进的作家能有几个。文人最乏的是血性与气节。要不然,武人和文人的词意怎么能相反。我想这方面,余华的《兄弟》算是摸对了题材。他写起了文革。那必须“很多年以前”——很是明智地与这个时代产生出一脱节关系。

“很多年以前”,这是一个多么伟大,多么生动又多么明智的手法啊。总之现行社会是不存在什么苦难的。即使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于现行的文学作品里。人民的锐气,存在于他们苦难的生活。而文人的锐气,必须存在于20-50年以后。所以《人物周刊》上,余华说他的锐气没有丧失,我觉得很搞笑。可能他忘了,《古格拉群岛》存在于什么时代。而把余华自己所谓的锐气,摆到索尔仁尼琴面前去,又是一个多么殊的联系。退一万步分析,高行健又是什么时候写的文革。

作为中国式的传统文学创作者,你有权不进步,但是,这个时代没理由陪你一起倒退。同样还是索尔仁尼琴的一段言论:“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不必要的负担。”我想这段话应该也是索尔仁尼琴留给余华51万字《兄弟》的含义。

张爱玲写过一篇,说她看见警察打人时,首先想到的并非武装起义,而是想去做官,或是总统夫人,回头再来收拾那些满大街的打人警察。昨晚我关闭掉80后之窗读书的《兄弟》连载(实际上并没连完,商业效益吧,也幸好没连完,我已经实在是昏昏欲睡)时,也没想别的,只想早一天混成中宣部部长,然后好给余老师换个工。

正如王朔是痞子文学的代表人物,张爱玲则是土生土长的小资文学的象征。有人笑谈张爱玲不过是具金缕玉衣的世界艳尸,小资们却让她借尸还魂了。虽说是趣谈,抛开她本人的文学成不说,张爱玲怎么着还是张爱玲,她能在金钱和性的较量中,在人性与道德的缝隙中写出爱情。很遗憾,余华的《兄弟》并没做到这一点,相反,它向我们出的,依然还是无休无止的反理性外加无主题。

前段时间里,韩寒用多篇日记唠叨出一个道理,文坛是个屁。这个道理在全中国老中青年作家体系里激起很多波澜。据说后来还波及到妇女小孩圈。影响不是一般小。现在我觉得这个话不能太较真。我猜测是韩寒的率性所至,说笑罢了。当不得真。原因可能是韩寒本人长得实在是太帅了,他不屑于跟那批基本上不帅的文友们同坛为伍。好比尼采说,上帝死了,结果上帝没死,他自己倒是疯了。谈韩寒,是想侧面提醒余老师,人家韩寒很多年如一日,一直在跟教育腐败死磕,这和余老师多年来迂回作战死心塌地要给中国文学寻找出口的意义是一致的,虽然战略战术上有所不同。只是,余华的反省与忏悔来的更多,更快,更功利。他总是先犯错误,然后改进。不像韩寒,跟教育体系卯上了,坚决要在那条道上跑到黑。

对成熟的小说读者而言,很少会把叙述者与作者等同起来。像福纳克用白痴的口吻讲故事,但我们不会把福纳克本人当白痴一样。好比汪兆铭可以写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样的句子,我们后来还是毅然将他拨拉成了汉奸。一部伟大的小说是可以测试出读者们“信”的能力。可面对《兄弟》,我不相信。而且我并不以为是自己“信”能力的匮乏。相比之下,我宁愿相信福纳克的白痴叙述,卡夫卡的甲虫叙述,王小波的ED患者叙述。不信我们回过头去再看一遍余老师对于《兄弟.下》的辩解:“我突然发现了,评论家的思维方式和作家是有点像是文革那个时代和今天这个时代一样,天壤之别。假如一个作家以评论家的某意见来写小说的话,这个作家完蛋了,这是不可能的。”好一个突然之间的发现啊,恭喜他,还真蒙对了。我也是突然之间才发现,这位著名得已经不能再著名的小说家,他的狡辩,竟然如此有力。

实际上他狡不狡辩都无所谓。实际上现在早已是一个非常随便的时代,小说诗歌散文评论都可以随便写。但不管怎么说,余老师都能算是大师级的人物。他只要随便写点东西,有无数人为之争议大半天。我算看出点门道了,在这个生动活泼的季节里,想让一座化粪池在发出阵阵恶臭的同时又拥有灵性,已经不仅仅只属于科学家们所独有的研究课题。我以前送给郭敬明一句话,叫书山有路炒为径,学海无涯抄做舟。现在改动一个字转送余老师:书山有路炒为径,学海无涯吹做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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