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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小刀:[转载]转录房德邻教授《清华简注释之商榷》,沙漠神鹰载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2

发布时间:  浏览: 次  作者:张琳

原文地址:转录房德邻教授《清华简注释之商榷》,载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2作者:姜广辉

[转载]转录房德邻教授《清华简注释之商榷》,载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2 2014.2

清华简注释之商榷[ ]

房德邻

摘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的《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和《耆夜》两篇的注释有很多错误,关系到简文的真伪,有必要通过辨析词语、分析简文内容予以纠正。

关键词:清华简;金縢;耆夜;周公;武王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编号:2095-5804(2014)02-0055-16

笔者研读了清华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耆夜》 的注释,发现有很多错误,这些错误关系到简文的真伪,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的注释问题

整理者加的篇题是《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但是竹简原来只在背面有篇题《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并没有“(金縢)”,“(金縢)”是整理者加上的,因为整理者认为简文是今本《尚书》的《金縢》。整理者在篇首的《说明》中说:“全篇简文与《尚书》的《金縢》大致相合,当系《金縢》篇的战国写本……”这表明整理者没看懂简文。事实上简文所写的故事与《金縢》不同,并非大致相合。我们来对读两篇的第一部分(本文主要讨论第一部分):

今本《金縢》:

旣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墠。为坛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乃卜三龟,一习吉。启籥见书,乃并是吉。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公归,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

简文:

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疒余](豫)[ ]有迟。二公告周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吾先王。”周公乃为三坛同墠,为一坛於南方,周公立焉,秉璧植珪。史乃册,祝告先王曰:“尔元孙发也,遘害虐疾。尔毋乃有备子之责在上?惟尔元孙发也,不若旦也。是佞若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命于帝庭,溥有四方,以定尔子孙于下地。尔之许我,我则晋璧与珪。尔不我许,我乃以璧与珪归。”周公乃纳其所为功自以代王之说于金縢之匮,乃命执事人曰:“勿敢言。”后武王陟,成王犹幼在位。管叔及其群兄弟乃流言于邦曰:“公将不利于孺子。”……

比较两文,可以发现有很多不同。整理者也注意到两者有不同,其《说明》指出:“本篇简文的内容与传世今本《金縢》篇有一些重要的不同,如记载周武王系在‘既克殷三年后’生病,与今本作‘二年’不同;简文中没有今本《金縢》篇中涉及占卜的文句;周公居东为三年而非今本中的二年,等等。”整理者所列举的这三点不同,不是最重要的不同,最重要的不同是:今本《金縢》写周公祝告之后“王翼日乃瘳”(第二天武王病好了),而简文写周公祝告之后“后武王陟”(之后武王升天了)。对于这一点不同,整理者在注释“后武王陟”这一句时是这样说的:“此句今本及《鲁世家》并无,今本有‘王翼日乃瘳’,《鲁世家》略同。”轻轻一笔带过,不以为然。这是当疑不疑。

为什么《金縢》是“王翼日乃瘳”,而简文是“后武王陟”?因为两篇讲了两个不同的故事。

今本《金縢》讲的是:武王克殷后,身患重病,周公为之向先三王(太王、王季、文王)祝告,希望代替武王死,让武王继续治理天下。祝告后,周公占卜,是吉兆。第二天武王的病好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概括为“周公欲代武王死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史记》中也有记载。

简文讲的是:武王克殷后,身患重病,周公为之向先王祝告,表示希望由他周公旦来作代理王,治理天下。祝告后武王死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概括为“周公欲作摄政王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史书中没有记载,仅见于《清华简》。

简文是根据《金縢》改写的,主要改写了以下三点:

第一,今本讲的是周公欲代武王死的故事,所以周公的祝告辞中有欲代武王死和希望先三王不让武王死的文句:(1)“以旦代某(按:指武王。)之身”。(2)“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归。”意思是:如果不救武王,会使上天受命的武王陨坠;如果救武王,不使其陨坠,则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为宗庙之主。而简文讲的是周公欲作摄政王的故事,周公不代武王死,所以删除了上引两句。

第二,今本,周公祝告希望先三王命武王于帝庭,继续治理天下,文曰:“……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 这一段的叙述逻辑是:先说周公旦有优点能事鬼神,再说武王有缺点不能事鬼神,最后说“乃命于帝庭……”,此句“命”字后面没有宾语,承前可知省略的是武王,是“乃命武王于帝庭……”,如果把“命”解释为“受命”,则此句承前省略了主语武王,是“乃武王受命于帝庭”。而简文将这一段窜改为:“……惟尔元孙发也,不若旦也。是佞若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溥有四方,以定尔子孙于下地。” 简文的叙述逻辑与今本不同,它先说武王不如旦,再说旦多材多艺能事鬼神,然后说“乃命于帝庭……”,“命”字后面没有宾语,承前可知省略的是周公旦,是“乃命周公旦于帝庭……”,如果“命”解释为“受命”,则承前省略了主语周公旦,是“乃周公旦受命于帝庭”。周公希望继武王而作受命之子,溥有四方,以安定先王子孙于下地。

“王翼日乃瘳”为“后武王陟”。简文在“后武王陟”一句之后,接写“成王犹幼在位”,暗示周公作了摄政王。

有上面这三点修改,简文编造出周公欲作摄政王的故事。

整理者没看出前两点不同,对于第三点不同又轻轻带过,所以没看懂简文所写的故事。整理者没看懂简文,表面上看是因为粗心,而实际上是因为对于来路不明的《清华简》可能是伪作这一点缺乏应有的警惕,当疑不疑。

当疑不疑还有几个例子:

(一)今本写周公占卜:(1) 在祝告词中有“今我即命于元龟”。(2)在祝告后,史家叙述:“乃卜三龟,一习吉。启籥见书,乃并是吉。公曰:‘体,王其罔害……’”简文删除了这些文句,不写占卜。整理者在《说明》和注释中都指出了简文没写占卜,与今本不同,但是没有追究为什么简文不写占卜。李学勤先生在《清华简九篇综述》中对此有解释:“由此看来,清华简与传世本《金縢》应分属于不同的流传系统。”[ ]意思是写占卜和不写占卜,只是流传的写本不同。这是一猜测性的解释,它放过了一条简文作伪的重要证据。

殷周的贵族逢事必卜,殷墟甲骨文是占卜的记录。武王重病,如此大事,周公怎么能不占卜以问吉凶?但是简文把《金縢》改写为周公欲作摄政王的故事,这无法写占卜了:周公向先王祝告他欲在武王死后作代理王,祝告之后武王死了,“成王犹幼在位”,周公作了摄政王,他祝告的愿望实现了,如果占卜,应当是“吉”卦,但是武王死了,怎么能是“吉”卦?所以简文只好不写占卜。

但是不写占卜,简文暴露出改写《金縢》的漏洞来。

第一,《金縢》先说“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后面接着写周公为武王占卜,前后照应。简文也是先说“二公告周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后面写周公只祝告却不占卜,前后矛盾。如果二公质问周公为什么不占卜,他怎么回答?站在简文的立场上,不应当写“二公告周公曰:‘我其为王穆卜’”,而应当改写为“二公告周公曰:‘我其为王祷。’”,这样才能和后面周公祝告而不占卜相照应。但是简文作者照抄《金縢》的“我其为王穆卜”,这是考虑不周而出现的漏洞。

第二,今本《金縢》周公祝告辞最后一段:“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孔颖达正义:“我与三王人神道隔,许我以否不可知,今我受三王之命于彼大龟,卜其吉凶。吉则许我,凶则为不许我。尔之许我,使卜得吉兆,旦死而发生,我其以璧与圭归家待汝神命,我死当以圭璧事神。尔不许我,使卜兆不吉,发死而旦生,我乃屏去璧之与圭。言不得事神,当藏圭璧也。”周公在祝告中表示,他将通过占卜知道三王是否答应他代武王死,从而决定是否用圭与璧事神。

简文删除“今我即命于元龟”,保留后面的句子,但是修改为:“尔之许我,我则晋璧与珪。尔不我许,我乃以璧与珪归。”意思是: “尔先王如果答应我的要求,我现在把璧与珪晋献给你们;如果不答应我,我把璧与珪带回去,不晋献给你们。”周公不占卜了,他不知道先王是否答应他的愿望了,他怎么还说“尔之许我”如何、“尔不我许”如何?这是简文作者在删改时考虑不周而出现的漏洞。

还有一个漏洞:今本《金縢》周公说,如果先王答应他的要求,他把璧与珪带回家去,等待先王召唤,他死时以璧与珪事神。而简文周公说,如果先王答应他的要求,他当场把璧与珪晋献给先王。他当场怎么晋献?他“秉璧植珪”,怎么能让先王得到璧与珪?

站在简文的立场上,在删除“今我即命于元龟”之后,也必须连同后面的“许我”、“不许我”的句子也删掉。

以上的分析表明,简文不写占卜,并非因为它是另外一个“流传系统”,而是因为简文作者有意改写《金縢》造成的。

(二)简文:“后武王陟,成王犹幼在位,管叔及其群兄弟乃流言于邦。”今本《金縢》与之对应的文句是:“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史记·鲁世家》也作“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简文的“群兄弟”,在《金縢》和《鲁世家》都作“群弟”,简文多一“兄”字。整理者别为“群兄弟”作注: “群兄弟,今本作‘群弟’。《史记·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据此可知,管叔排行老三,他有两个哥哥,大哥伯邑考,二哥武王发,所以简文添加的一个“兄”字是指伯邑考,简文与《管蔡世家》相符。但是整理者是断章取义。我们把整理者在“次曰蔡叔度……”之后省略的文字添上,结论不同了。省略的文字是:“……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载。冉季载最少。同母昆弟十人。唯发、旦贤,左右辅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及文王崩而发立,是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在武王初立时,伯邑考先已死去。所以简文写“群兄弟”与《管蔡世家》所记并不相符,伯邑考早死了,怎么还能和管叔等制造流言呢?整理者发现了简文所写与《管蔡世家》不符,用省略号把伯邑考早死删掉,使读者误以为简文所写与《管蔡世家》相符。这有作伪证的嫌疑。

不仅《管蔡世家》记载伯邑考早死,其他文献也有记载。如:《逸周书·世俘解》记:武王克殷,格于庙,“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在武王克殷后所供奉的先人中有伯邑考。通常认为《世俘解》是西周文献。

汉代以后文献也都记伯邑考早死,并且生出许多故事。如《帝王世纪》说:“纣既囚文王,文王之长子曰伯邑考,质于殷,为纣御。纣烹以为羮,赐文王。曰:‘圣人当不食其子羮。’文王得而食之。纣曰:‘谁谓西伯圣者,食其子羹尙不知也。’”[ ]《封神演义》采纳传说,并加演绎,遂使伯邑考被妲妃和纣王害死的故事家喻户晓。

既然伯邑考早死,他不能在武王死后和他的两个弟弟一起制造周公的流言,所以简文凭添一个“兄”字,与古代文献记载不符。

整理者应当也必须实事求是地注释,引《管蔡世家》和《世俘解》所记伯邑考早死,指明简文与之不符,并进而追究为什么不符。如果不追究,也得存疑,这是注释的规则。

我们来追究简文为什么写作“群兄弟”。由于前面我们已经揭露了简文是据《金縢》改写而成,所以也知道“群兄弟”是据“群弟”改写而成,并且知道为什么这样改写:

今本《金縢》说“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没有具体说有几个弟弟参与其事,但是“兽三为群”,所以“群弟”至少也是指三个弟弟。然而,伪孔安国传说“群弟”是指蔡叔和霍叔,只有两个弟弟,这与“群”字不符。所以孔颖达正义为之解释说:“兽三为群”,两个弟弟不能称“群弟”,但是加上管叔本人正是三人,故可称“群”。这解释太勉强。简文作者在改写《金縢》时,当然也看过传注,知道“群弟”不通,所以添加一个“兄”字,符合“兽三为群”。这样写很有深意,其潜藏的意思是:伯邑考并没有在武王登基前死去,只是文王没有传位给他,而传位给二子姬发(武王),在武王死后,伯邑考对周公摄政不满,和管叔等一起制造流言,但是汉代学者从正统观念出发,硬说伯邑考早死,并且删除了“群兄弟”的“兄”字,所以《金縢》是汉代人改写的本子,而简文才是周代的原本。关于简文暗示今本《金縢》是汉代人改写的本文,本文后面还有辩说。

(三)整理者在《说明》中介绍篇题说:“第十四支简背下端有篇题《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全篇简文与《尚书》的《金縢》大致相合,当系《金縢》篇的战国写本。简文不用《金縢》作为篇题,疑抄写者可能没有见过《书序》。”整理者解释简文不用“金縢”作篇题的原因是“抄写者可能没有见过《书序》”,这又是猜测性的解释,又放过一条简文作伪的证据。

简文的篇题与《书序》无关。由于简文改写成周公欲作摄政王的故事,所以另拟篇题《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用以概括的主题,并且提醒读者不要把它混同于《金縢》。

但是这个长达14个字的篇题本身是作伪的证据。今所见《尚书》的篇题108个,其中有3篇题为5个字,其它均为2-4个字。十三经的篇题(有些篇题是后人所拟),全部在1-5字之间。先秦文献或者没有篇题,或者有短篇题,这是由当时的书写条件决定的。简牍通常一篇为一卷,卷起来以后在背面题写几个字,以提示是哪一篇,所以用字很少,并不像后世用长篇题来概括的内容。[ ]从我国书籍的历史看,篇题是先秦时用字最简,以后渐繁,乃至出现副标题。先秦的篇题没有经历过由繁入简的过程,所以此长达14个字的篇题不是战国人所拟,而是现代人所拟。

篇题14个字的前3个字是“周武王”,这是又一个作伪的证据。本朝(国)人称本朝(国)帝王时不冠以朝(国)名,历朝历代皆然,概莫能外。 在周代作者的著作中只偶然出现“周文王”、“周武王”,都是在与殷对举时使用的。而简文的篇题并不与殷对举,所以不应当出现“周武王”。简文写“周武王”是不懂书例。

(四)整理者在《说明》中说:“《金縢》篇见于西汉初年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但自西汉以来,学者对其理解颇多歧异。”接下去所写的是本文前面引述的简文与今本《金縢》的三点不同:克殷三年、不写占卜、居东三年。整理者了解《金縢》的学术史,知道它“颇多歧异”,便用它来解释简文和今本《金縢》为什么会有不同。如此,则所列举的三点不同以及没有列举的不同点,都不需要追究为什么不同了。这又是当疑不疑,放过了作伪的证据。

简文与今本《金縢》所有的不同点,从所讲故事的不同,到用词用字的不同,都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简文作者有意识设计的,表现出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如:

1.今本说“武王克商二年……武王既丧”,似说武王死于克商二年。《史记·封禅书》也说:“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而《淮南子·要略》:“武王立三年而崩。”究竟是二年死还是三年死,争论不休。而简文:“武王既克殷三年……后武王死陟。”可证是三年死。

2.今本说“周公居东二年”,而《诗·东山》说周公居东三年东征(“我徂东山……自我不见,于今三年。”),两者记载的年代不同,引出许多争论的问题。而简文作“居东三年”,与《东山》相同。争论解决了。

3.王夫之在《尚书稗疏》卷四《金縢》中指出:周公又祈又卜,这与礼制不合,古代无且祈且卜之礼。祈是请命于神鬼,卜是问于龟之灵,先三王不主龟之灵,所以周公只应当为武王卜,无需祈。[ ]简文把《金縢》改写为周公欲作摄政王的故事,只写周公为自己祈,不写卜,以合乎礼制。

4.简文“群兄弟”,比今本的“群弟”多一兄,回应了孔颖达的“兽三为群”。

5.简文“……流言于邦”与今本“流言于国”不同,以此证明简文是古本,而今本是汉人改写的,汉人避讳“刘邦”,改“邦”为“国”。

6.今本“武王既丧”,武王死用“丧”字,而〈史记》、《淮南子》等写武王死都用“崩”。周礼规定天子死用“崩”,但武王是西周初年死的,该用“丧”还是“崩”?简文写“后武王陟”,“丧”和“崩”都不正确。

7.今本“惟尔元孙某”,《史记·鲁世家》作“惟尔之孙王发”。后世研究者认为,今本的“元孙某”原本应当是“元孙发”,因为周公向先王祝告,应当称武王的名字“发”,但是成王开匮得到周公的祝告文,读时读为“某”,以避讳父王名,史官录之,成为“元孙某”。江声、王国维等持此说。简文作“惟尔元孙发也”,证实了江、王等之说。

8.今本写周公向三王祝告时“植璧秉珪”,《史记·鲁世家》作“戴璧秉圭”。两者的不同记载引起后世学者的讨论,但是不能确定哪一记载是正确的,甚至不明白“植璧秉圭”是什么意思。简文写为“秉璧植珪”,以此证明今本和《史记》都是错误的。但是这个 “秉璧植珪”实在太荒唐了,暴露出作者对于先秦“五瑞”的无知。“五瑞”是“珪、璧、琮、璜、璋”五玉质礼器,其形制不同,意义有别。璧是圆形的玉,象天。国君用它聘问,也用它礼神。用璧来礼神时,是将其置于坛上,即“植璧”。“珪”是长条形的,上端作三角形,由于持有者的身份不同而长短不一。周公有桓珪,长九寸。珪是信物,所谓“珪以信质”。周公在筑坛祝告时,今本记其仪式是“植璧秉珪”,宋代陈经对此解释说:“璧所以礼神。植璧者,置之于神位之前也。圭所以自执,秉圭者,周公执之。”[ ]长九寸的珪是表示周公身份的,他在礼神时必须手秉,而不能植于坛上。

9.《金縢》虽然是今文《尚书》,但是有学者怀疑其内容的真实性。三国谯周、宋代程颐、明代王廉和张孚敬、清代王夫之和袁枚等都有质疑。谯周并认为《金縢》是汉代人所著,袁枚表示认同。[ ]

学者的质疑主要有两点:第一,周公知道人的夭寿有数,他不会祝告欲代武王死,如后世的村巫里媪。[ ]第二,《金縢》后半部分说,周公摄政以后,成王对他的忠诚有怀疑,但是在开启金縢之匮看到里面所藏周公的祝告辞之后,为周公的忠诚感动了。王夫之认为这说法不合理:周公欲代武王死的祝告辞只表明他忠于武王,不表明他忠于成王,所以祝告辞并不能释成王之疑。[ ]简文针对上面的两点质疑而改写周公的祝告词,他不代武王死了,而欲作摄政王,这回应了第一点质疑。当成王开启金縢之匮看到祝告辞之后,明白了周公作摄政王的良苦用心,原来是为周家之天下着想,所谓“勤劳王家”,因此释疑,这回应了第二点质疑。

简文作者做这样一些有针对性的修改,是要让读者相信,简文是秦火之前的古本,而今本《金縢》是秦火之后难以凭信的改写本。

看来简文作者很熟悉《金縢》的学术史。但令人遗憾,他不从事正经学问,却去制造假简。 [11]

二、《耆夜》的注释问题

《耆夜》原文:

武王八年,征伐[转载]转录房德邻教授《清华简注释之商榷》,载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2(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太)室。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夹,周公叔旦为主,辛公[转载]转录房德邻教授《清华简注释之商榷》,载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2甲为立(位),作策逸为东尚(堂)之客,吕上(尚)甫(父)命为司政(正),监饮酒。王夜(舍)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乐乐旨酒,宴以二公。恁仁兄弟,庶民和同。方臧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王夜爵酬周公,作歌一终曰《輶乘》:“輶乘既饬,人服余不胄。嗟士奋甲,繄民之秀。方臧方武,克燮仇雠。嘉爵速饮,后爵乃复。”周公夜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赑赑(英英)》:“赑赑戎服,臧武赳赳。毖精谋猷,裕德乃求。王有旨洒,我忧以颫。既醉又侑,明日勿稻。” 周公或夜爵酬王,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明明上帝,临下之光。丕显来格,歆厥禋盟。於……月有盈缺,岁有歇行。作兹祝诵,万寿亡疆。”周公秉爵未饮,蟋蟀[转载]转录房德邻教授《清华简注释之商榷》,载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2(骤)降于尚(堂),周公作歌一终曰《蟋蟀》:“……(房按:此处省略了《蟋蟀》歌三章二十四句。)”

在《清华简》(壹)的九篇中,这一篇的注释问题最多,大体有这样三类问题:

(一)当注不注。

整理者有选择地注释词语,在其不加注释或者注释不全的词语中,有些是重要的作伪证据。如:

1. 周公酬毕公作歌《英英》:“毖精谋猷,裕德乃求。”整理者注“谋猷”和“裕德乃求”,却不注“毖精”一词。

“毖精”不见于先秦文献,而始见于宋代, 它是由“毖慎”和“精虔”缩略而成,其产生经过了漫长的过程。

在先秦文献中无“毖慎”一词,只有“毖”和“慎”两个单音词。“毖”字多义,其中之一是“慎”的意思。如:《诗·桑柔》“为谋为毖”,《诗·小毖》“予其惩而毖后患”,《书·大诰》“天亦惟用勤毖我”。《尔雅·释诂》释“毖”为“慎也”。毛传对上引《桑柔》、《小毖》的两个“毖”字均注“慎也”。许慎《说文解字》沿袭《尔雅》也作“毖,慎也”。后人受“毖慎也”的影响,造出双音词 “毖慎”,它首见于宋代,并流行开来。如:宋代韩维《太常博士俞瑊可屯田员外郎》引谕旨:“毋忘毖慎之思”[12]。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评论·吕焦二书》:“君子处末世,即著书立言,亦当毖慎,况其它乎?”[13]清代邹漪《金忠节传》:“躬自察饬,毖慎有加。”[14] “毖慎”也作“慎毖”。如:宋代王安石录《皇侄右卫大将军蕲州防御使从古登州防御使制》:“往践宠荣,愈思慎毖”[15]。清代昭槤《啸亭杂录·军机大臣》:“然后机务慎毖,议政之弊始革。”[16]

“精虔”一词始见于唐末五代。在董浩等编纂的《全唐文》中共出现11次“精虔”,时间从唐僖宗李儇至后汉。如:僖宗《祈晴敕》:“仍令河南府差官,应有灵迹处,精虔祈止。”[17] 后唐闵帝李从厚《令三京诸道祭山川祠庙诏》:“宜令三京诸道,州府界内名山、大川、祠庙有益于民者,以时精虔祭祀,称朕意焉。”[18]《全唐文》中的11个“精虔”全都用于宗教语境中。

宋以后,“精虔”一词不仅用于宗教,也用于儒学和世俗。如:宋代颜复《上哲宗论孔子后凡五事》:“俎豆之事,势难精虔。”[19]明代申时行《武清侯赠太傅安国公谥恭简李公神道碑铭》:“而公慎毖、精虔、敬共、匪懈,无不当上心者……”[20]

在“毖慎”和“精虔”这两个词出现以后,又出现了缩略词“毖精”或“精毖”。如:宋代洪咨夔录《刘克庄除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侍右郎官制》:“敕具官某……摄事郎潜,精毖简通。”[21]明代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周子义》:“至是务加精毖”[22]。清代方孝标《游净慈庵记》:“中甚精毖,而客鲜得窥。”[23]

从以上“毖精”一词产生的过程来看,它是个演生词,不可能在先秦产生。简文作者不知道“毖精”一词产生的经过,误当作先秦用语而写入周公的《英英》诗中,让周公赞扬毕公有“毖精”的良好品质。

2. 武王酬周公作歌《輶乘》:“嗟[24]士奋甲,繄民之秀。”整理者辨认字形,却不注“奋甲”和“繄民之秀”。

这里的“奋甲”一词是用来形容武士勇敢的。在这意义上使用的“奋甲”不见于先秦文献,而始见于明代,并且仅见于明代。明代人所用的“奋甲”一词是分别来描写鱼龙和武士的。描写鱼龙,如:吴国伦《登大别山歌》:“大别分明一老龙,蜿蜒百里如行空。昻头奋甲吐烟雾……”[25]《 凌虚阁在天池寺西》:“蛟龙奋甲去作雨”[26]。赵世显《庐山赋》:“鲮鲤奋甲而张喉”[27]。描写武士,如:韩雍《赠赵征夷凯还京师》:“将军奋甲独先登,百万雄兵谁敢后?”[28]刘珝《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韩公墓志铭》:“公觇其将怠,遂奋甲先登,士鱼贯而进……”[29] 魏时亮《议处兵戎要务疏》:“而我师我旅未闻有一人奋甲挽弓而向之者,盖由平日不竭思计处之过耳。”[30]明代人既用“奋甲”来描写鱼龙,又用来描写武士,是因为鱼龙和武士都有“甲”,鱼龙身有鳞甲,武士身着铁甲,此铁甲当时流行称为“鱼鳞甲”或“龙鳞甲”。明代流行“龙鳞甲”、“鱼鳞甲”、“奋甲”,这与明代的物质条件有关。《中饰通史》说:明代军服式样“大体同宋、元时期相近,但较之已有进步,而且多数以钢铁为主。所有这一切,都得益于明代钢铁冶炼技术的进步,以及相关的官营或民营钢铁手工业的发展”[31]。明代的军服以钢铁为主,缀以鳞片的铁鳞甲比较普遍,也流行称铁甲为 “鱼鳞甲”或“龙鳞甲”,因此也借鉴“鱼龙奋甲”而造出“武士奋甲”。而在明之前,虽然从唐代出现了“龙鳞甲”、“细鳞甲”之名,但在唐宋元并不流行,也没有出现描写鱼龙的“奋甲”一词,因此也没有产生武士“奋甲”。至清代,武士不着铁甲,而着棉甲,因此也不用“奋甲”来描写武士勇敢,而仍用汉唐流行的“奋身”一词。如:《清史稿·冯子材传》:“诸军以子材年七十奋身陷阵,皆感奋殊死斗……”《清史稿·田兴胜传》:“兴胜横刀跃马,奋身进飞,登寨墙……”如果在明代,冯子材和田兴胜的“奋身”都可以换作“奋甲”,但是在清代却不可以用“奋甲”了。

从以上的考辨可以看出,描写武士勇敢的“奋甲”是产生于定的社会环境和语境中的。其社会环境,是明代因为钢铁发达而使武士普遍身着鱼鳞甲、龙鳞甲,其语境,是明代人创造了“奋甲”一词来形容鱼龙,所以能将“奋甲”移用到武士身上。

《耆夜》写武王八年事,那时武士不穿铁鳞甲,而穿皮革甲,所以不能用“奋甲”来形容,正如不能说鳗鱼“奋甲”、带鱼“奋甲”一样。简文作者可能不知道西周武士不着铁甲,误用了明代的“奋甲”。

“嗟士奋甲”的下接句是“繄民之秀”,这上下两句是从《国语·齐语》“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和韦昭注“秀民,民之秀出者也”中化出的。《齐语》说秀民能为士,简文说奋甲之士乃“民之秀”,“民之秀”是韦昭注的“民之秀出者”。韦昭是三国时人。

3. 简文:“周公或夜爵酬王,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明明上帝,临下之光。”整理者不注这两句诗。

“明明上帝”不见于先秦文献,而首见于《晋书·挚虞传》所引挚虞《太康颂》:“明明上帝,临下有赫。”《太康颂》这两句源于《诗·皇矣》的“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皇矣》是为“美周”而作,赞扬“周世世修德”[32],而《太康颂》是为“美晋德”而作[33],所以用“皇矣”的诗意诗句,仅改“皇矣上帝”为“明明上帝”,而“明明”一词又源于《诗·小明》的“明明上天,照临下土”。

在挚虞《太康颂》之后,“明明上帝”成为习用句,如:唐朝张说《为河内王作祭陆冀州文》:“明明上帝,仁覆悯下。”[34]张廷珪《因旱上直言疏》:“明明上帝,照临下土。”[35]五代窦俨《贞元泗州大水论》:“明明上帝,不骏其德。”[36]在传世文献中大量使用“明明上帝”,其源头是挚虞的《太康颂》。

“临下之光”仅见于南宋李廷忠(字橘山)为庆贺光宗赵惇登基而作的《贺皇帝御正殿表》:“巍巍乎,宅中之势;穆穆然,临下之光。”[37] “临下之光”是从《诗·皇矣》“临下有赫”及郑玄笺“天之视天下赫然甚明”两句化出。

简文作者联缀“明明上帝”和“临下之光”为上下句,之所以把这两个句子联缀为上下句,是借鉴了《诗·皇矣》的“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但是为避免雷同,用挚虞的“明明上帝”换“皇矣上帝”,用宋廷忠的“临下之光”换“临下有赫”。

4.简文:“ 吕上(尚)甫(父)命为司政(正)。”注释“吕尚父”:“吕尚父,《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吕尚’或‘师尚父’云:‘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上博简《武王践阼》作‘师上父’。”这似乎是说“吕尚父”仅见于简文,而不见于其他文献,所以得用《史记》和上博简来证明“吕尚父”是“吕尚”、“师尚父”。这是为简文作掩饰。“吕尚父”是“吕尚”的习用名之一,首见于唐代文献,以后沿用。如:唐代杨遂《唐故朔方节度十将游击将军左内率府率臧府君(晔)墓志铭并序》:“公有二子,长曰昌裔,晓张留侯之三略,兼吕尚父之六韬。”[38]崔儒《严先生钓台记》:“则吕尚父不应饵鱼”[39]。五代诗人孟宾于《蟠溪怀古》:“良哉吕尚父,深隐始归周。”[40]以后“吕尚父”这个名字流行开来,现代作家也常用。汪曾祺写过一篇散文《严子陵钓台》,引用了崔儒的“则吕尚父不应饵鱼……”一段话。这篇散文被几十“散文选集”收录,又被十几高中语文阅读或辅导书籍收录,高中生都知道“吕尚父”。

既然唐代文献中已经出现“吕尚父”,整理者应当注出来。整理者之所以避而不注,是因为一旦注出,会引起读者的疑问:《清华简》号称战国简,为什么不用周人所用“师尚父”、“吕尚”等称呼,而用唐代才出现的“吕尚父”?唯一的答案是:简文作者是现代人,他看到古代文献中的吕尚有多称呼,选用了“吕尚父”,以为“尚父”是字,以字行表示尊重,但是他没搞清楚“吕尚父”晚出,从而露出作伪的马脚。

(二)注而不辨。

这里的“不辨”是指不辨真伪。对于来路不明的简牍,不能只注释字义、词义,还须从真伪的角度进行辨析。如果不从真伪的角度进行辨析,即使有大量的作伪证据也看不出来。这样的教训在学术史上有很多。如古文《尚书》,突然出现于东晋,却没有人怀疑它可能是伪作,郑玄、孔颖达等大学问家为之作注,也没有看出它是伪作,而他们的有些注释已经指向作伪,只差一层窗户纸,一捅破,却没有捅破。如,孔颖达注古文《旅獒》的“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论语》云:‘譬如为山,未成一篑’。郑云:篑,盛土器。为山九仞,欲成山,以喻为善向成也。‘未成一篑’,犹不为山,故曰为山功亏一篑。”孔颖达已经看出古文的“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和《论语》的“譬如为山,未成一篑”一段话有对应关系,却没有追究为什么有对应关系。而阎若璩怀疑古文,所以追究二者之间的关系,看出《论语》的一段是原创,古文是袭用,从而证明古文是魏晋人的伪作。现在我们利用数字图书库来考查二者的关系,更清楚了:

《论语·子罕》:“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孔子的这一段话很有影响,后世常引用,但简化一些。如《汉书》两次引用:一是《礼乐志》:“孔子曰:辟如为山,未成一匮,止,吾止也。”只引前半部分。一是《王莽传》:“纲纪咸张,成在一匮。”这“成在一匮”是反用《论语》的“未成一篑”。又桓宽《盐铁论·西域》:“譬如为山,未成一篑而止。”[41] 西晋陆机《豪士赋并序》:“一篑之衅,积成山岳。”[42]从《汉书》到陆机的“一篑”句,都源于孔子的“譬如为山,未成一篑……”。同样,东晋出现的古文尚书《旅獒》中的“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也是源于孔子,同时还借鉴了《孟子》。《孟子·尽心》:“孟子曰:‘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 东汉赵歧注:“《论》之‘一篑’,义与此同。”梅赜从孔子的“譬如为山”和孟子的“掘井九仞”化出“为山九仞”,改孔子的“未成一篑”为“功亏一篑”。“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这两句是演生句,是《旅獒》作伪的铁证。

当疑不疑,孔颖达用《论语》来解释《旅獒》;疑所当疑,阎若璩用《论语》来证明《旅獒》是伪作。所以对待来路不明的文献,必须要有怀疑精神。

《清华简》的注释有的接近于证伪,但是整理者没有进一步从真伪的角度来辨析,所以未能证伪。如:

1. 周公作《明明上帝》:“月有盈缺”。整理者在辨别“盈”和“缺”这两个字形之后,说:“后世常言‘月有盈缺。’”整理者注意到简文的“月有盈缺”不见于先秦文献,而后世常用,但是没有追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现象,这放过了一条作伪的证据。

在先秦文献中不见“盈缺(阙)”一词,更不见用“盈缺(阙)”来描写月相的词句。最先分别用“盈”和“阙”来描写月相的是《礼记·礼运》:“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盈”、“阙”尚未连用成词。《礼运》成篇约在秦统一中国之后。 东汉末年郑玄为《周礼·保章氏》中的“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作注时用了“月有亏盈(房按:一作盈亏)”。唐代贾公彦疏:“云‘月有亏盈’者,此则《礼运》所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阙’也。” [43]郑玄之后,用“亏盈”、“盈阙”来描写月相的句子大量出现。如:晋人范望为汉代扬雄《太玄经》“月不常,或失之行”作注说:“月有亏盈,故不常也。”[44]宋代杨万里《国势》:“然日有中昃,月有盈缺,天之道也,而况国乎?”[45] 元代戴侗《六书故》卷二《天文上》:“月有盈阙,象其阙以别于日也。”[46] 清代周广业《蓬庐文钞》卷八《杂著》:“正如月有盈阙,星有隐见,未得与太阳比曜也。”[47]

以上,从东汉郑玄的“月有亏盈”到清代周广业的“月有盈阙”等句子,其源头都是《礼记·礼运》的“三五而盈,三五而阙”,所以“月有盈缺”是个演生词,它不可能产生于先秦。简文袭用了后世常言的“月有盈缺”。

简文:“作策逸为东尚(堂)之客”。注释:“作策逸即作册逸。《书·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作册逸即史佚……”整理者认为简文的“作策逸”是《洛诰》的“作册逸”,但是没有追究为什么《洛诰》是“作册”,而简文是“作策”。

“策”与“册”通假,却不同,这涉及经今古文字问题。《汉书·律历志》引《洛诰》“命作策”,而不是“命作册”,清代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据此认为“作策”为今文,“作册”为古文。[48]今人金德建《经今古文字考》详考“册”与“策”,认为“作策”是今文,“作册”是古文。[49]他们的结论为现存金文所证实,金文中有“作册”四十多个,无一“作策”。[50]

简文作者没有研究过“作册”和“作策”的今古文用字问题,误把今文的“作策逸”写入战国简。

3.简文:周公“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作兹祝诵,万寿亡疆。”整理者注“作祝诵”:“‘作祝诵’与《诗·节南山》‘家父作诵’、《崧高》‘吉甫作诵’用法相近。‘诵’指诗篇,‘祝诵’即颂祝的诗篇。”整理者用《诗经》来解释“祝诵”,使“祝诵”与先秦的用语相合,而不用世后流行的“祝诵(颂)”来解释“祝诵”,因此不能揭露简文作伪。

整理者的错误是没有看到简文的“作祝诵一终”与歌词中的“作兹祝诵,万寿亡疆”两句有关系。歌词中的“万寿亡疆”是祝诵(颂)武王的句子,所以上句说“作兹祝诵(颂)”。因为歌词中有祝诵(颂)句,所以这首歌是祝诵(颂)之歌,称“作祝诵(之歌)一终曰《明明上帝》”。《耆夜》写武王和周公共作五首祝酒歌,其中四首没有祝颂句,不是祝颂歌,所以通称“作歌一终”,而《明明上帝》有祝颂武王的句子,所以别称这一首为“作祝诵(之歌)一终”。五首都是“歌”,并非四首是“作歌一终”,一首是“作诗一终”。

所以讨论“祝诵”得讨论歌词中的祝愿句“作兹祝诵,万寿亡疆”。

双音词“祝诵”不见于先秦文献,而首见于晋人的道教著作中,但是道教所用的“祝诵”的“诵”,意思是念念有词,所以“诵”不通“颂”,“祝诵”不能写作 “祝颂”。“祝诵”在“祝愿”、“祝颂”的意义上使用始见于北宋,常用于信的末尾。如:范仲淹《与晏尚书》末尾写道: “伏惟为国自重,卑情祝颂之至。”[51]毕仲游的信末尾处常用“下情祝颂之至”[52]、“卑情惓惓,颂祝之至”[53]、“卑情惓惓,祝诵之至” [54]等。

至南宋,朱熹等在研究《诗经》时使用“祝颂”或“颂祝”,来概括一类诗句。如:朱熹论《行苇》:“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黄耇’,亦是欢合之时祝寿之意,序者遂以为养老乞言,岂知‘祈’字本只是祝颂其高寿,无乞言意也。” “末章祝颂其既饮此酒,皆得享夫长寿。” [55](房按:《大雅·行苇》最末两句是:“寿考维祺,以介景福。”)论《蓼萧》:“‘其德不爽’,则‘寿考不忘’矣,褒美而祝颂之,又因以劝戒之也。” [56]受朱熹的影响,他的弟子潘时举和辅广以及学者李樗、黄熏(又作[木熏]或埙)和吕祖谦等也用“祝颂””一词来分析《诗经》。如李樗说:“盖所谓‘万寿无疆’、‘天子万年’皆是祝颂之辞,未必有是寿。”[57]

南宋朱熹等人开始用“祝颂”一词来分析诗经,使这个词具有了文体意义。

后来,潘自牧根据朱熹等的说法,在其《记纂渊海》卷七十四专门立“祝颂”一目作为一独立的文体,引《诗·小雅·天保》中的“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茂”[58]等作为例句来说明。元代朱公迁为发明朱熹的《诗集传》而编纂《诗经疏义》20卷,用“祝颂”或“颂祝”15个,论《诗经》中的“万寿无疆”、“万年无疆”等祝颂句。[59]“祝颂”成为研究《诗经》的一个重要概念。

具有文体意义的“祝颂”也作“祝诵”。如清代唐秉钧《读古解题》:“……如《鲁颂》之《駉駜》等篇则当时用以祝诵僖公,为《颂》之变,故胡氏有曰:‘后世文人献颂,效《鲁颂》而已。’” [60]翟灏编《通俗编》卷十立《祝诵》目,下列祝诵语句,有“天下太平”、“风调雨顺”、“国富民安”、“万寿无疆”、“千秋万岁”等。在“万寿无疆”条下注:“《诗》凡六见:《豳风·七月》与《小雅》之《天保》、《南山有台》、《楚茨》、《信南山》、《甫田》是也。”[61] 《诗经》中的“万寿无疆”是最有代表性的“祝诵”句。

到明代,“祝颂”一词进入文人所写的祝诵诗文中,常与祝颂的词句连用。如:刘大夏《端午日感怀》:“感怀吟罢无他事,祝颂君王有万年。”[62]胡广《圣孝瑞应歌》:“书成愿得磨崖镌,祝颂皇图亿万年。”[63]余学夔《恭纪瑞应甘露》:“小臣祝颂如华封,千秋万岁歌时雍。”[64]

简文的“作兹祝诵,万寿亡疆”像是明代人的写法,写了“万寿亡疆”,还别说明是“祝诵(颂)”。如果《明明上帝》真是周代人写的,那应当如《诗经》只写“万寿无疆”,而不别说明“作兹祝诵(颂)”。不但《诗经》的作者不会别说明“祝诵(颂)”,宋之前的作者也都不会别说明“祝诵”,这可以《乐府诗集》证明。《乐府诗集》100卷是北宋末年郭茂倩编纂的,收录从汉至五代的“燕射歌辞”、“郊庙歌辞”等,可谓搜罗殆尽,其中有大量的祝诵(颂)诗句,但是没有出现“祝诵(颂)”一词。

简文作者应当读过《毛诗集解》一类的著作,知道“万寿无疆”为“祝颂之辞”。他很可能袭用了《毛诗集解》卷四十一的“盖所谓‘万寿无疆’、‘天子万年’皆是祝颂之辞”这一段话,改“万寿无疆”为“万寿亡疆“,改“祝颂之辞”为“作兹祝诵”。

4.简文最后以周公作歌《蟋蟀》作结。注释:“《蟋蟀》,诗篇名。从内容看,和《诗·唐风·蟋蟀》有很密切的关系,部分文句可以对读。”整理者又在篇首的《说明》中指出,周公的《蟋蟀》诗与《诗·蟋蟀》“可以对比研究,弥足珍贵”。整理者看出简文的《蟋蟀》和《诗·蟋蟀》有对应关系,但是没从真伪的角度来辨析,所以没看出简文是袭用了《诗·蟋蟀》的三章二十四句(但略有修改)。

《诗·蟋蟀》大意是:某人在深秋夜静之时听到户外堂阶上蟋蟀鸣叫,想到“岁聿其逝”、“日月其迈”,未免忧伤,又想应当乘农闲及时行乐,但是不能过分,应“好乐勿荒”。此景、此情、此思联系紧密,天衣无缝。简文抄袭这首诗,改作者为周公,但是有一处困难,是原诗是诗人听到户外堂阶上蟋蟀鸣叫而引起诗兴,这与周公宴饮的环境不符,周公在宴饮时作这首诗,必须亲眼看见蟋蟀而引起诗兴,所以简文改原诗的起兴句“蟋蟀在堂”而为:“周公秉爵未饮,蟋蟀骤降于堂,周公作歌一终曰《蟋蟀》: 蟋蟀在堂……蟋蟀在席……蟋蟀在舒(墙)……”让周公亲眼看见一只活蹦乱跳的蟋蟀而引起诗兴。这修改是“屈己意”。[65]之所以会出现屈己意的现象,是因为作伪者做文时需要袭用古代文献中的词句,但是那些词句并不能自然而然地适合伪文,所以不得不做些修改,以适合伪文,因此伪文中所袭用的词句虽然与原文有对应关系,意思却不尽相同,这是“屈己意”。简文改《诗·蟋蟀》听蟋蟀起兴为见蟋蟀起兴,适合了周公饮酒的环境,却不合理。蟋蟀胆小,怕光怕声,轻轻的脚步,轻轻地拨动草叶,都能把它吓跑,它不可能凑热闹来赴燕乐而骤降于堂。退一步说,如果周公确实看到了活蹦乱跳的一只蟋蟀,他也不能由此作出忧伤而深思的诗歌,只能表现出惊讶来。

简文写武王、周公共作歌五首,是在一献礼时互相敬酒时作的。但是按照周代饮酒礼制的规定,一献礼上不能作歌。《仪礼》中的《乡饮酒礼》、《乡射》、《燕礼》、《大射》、《聘礼》都记载宴饮开始时由主、宾(有的饮酒礼有副宾“介”)行一献礼,按规定的“献”、“酢”、“酬”的仪式和动作进行,不能作歌。《乡射·记》: “古者于旅也语。”郑玄注:“礼成乐备乃可以言语,先王礼乐之道也。” 在饮酒礼的正礼(一献礼)和正乐(乐工奏规定的歌乐)阶段,主、宾不可以言语,至“旅时”即众宾饮酒(“无算爵”)时可以言语。所谓言语主要是赋诗歌。在《诗经》等先秦文献和《乐府诗集》中有大量的宴饮诗歌,但是没有一首是在一献礼时作的,也没有一首是以献主的身份作的。简文的周公是献主,是替武王向客人献酒的当差人,他有什么资格作歌?一个献酒的当差人能够和武王唱和,风头盖过客人毕公?整理者应当在注释中指出,简文写武王和周公作歌这与《仪礼》不合。

(三)曲为辩解。

《耆夜》写伐耆归来宴饮,这涉及到周代的饮酒礼制度。整理者认为《耆夜》写的是燕礼,在注释中多次引用《仪礼·燕礼》来解释简文,但是几乎每一条注释都是错误的,都是为《耆夜》不合燕礼之处作辩解。如:

1.简文:“召公保奭为夹(介)”。这是说召公为介,介是酒席上的副宾。整理者解释召公在燕礼上的席位说:“以《燕礼》例之,应为武王席在阼阶上……召公为介,辅毕公之礼,席在西阶上,东面……”这是说《燕礼》上记载了介的席位“在西阶上,东面”。但是《燕礼》没有这段话。燕礼不设介,因为燕礼是私宴,仪式简单,只设一宾一主,由宾主行献、酢、酬一献礼。《仪礼》对于哪饮酒礼设介,哪不设介,讲得很清楚。《乡饮酒礼》设介,郑玄为之注:“介,席西阶上,东面。”整理者把郑玄的注说成是《燕礼》,以证明简文的“召公为介”合乎《燕礼》,这有作伪证的嫌疑。

2.简文:“吕上(尚)甫(父)命为司政(正),监饮酒。”注释比较长,分为三段。第一段解释名字“吕尚父,第二段解释“司正”,第三段解释吕尚父为什么可以被任命为司正。第一段解释名字,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这里讨论后两段。

注释的第三段:“胡匡衷《仪礼释官》:‘按《国语》“晋献公飮大夫酒,令司正实爵”。注曰:“司正,正宾主之礼者也。”其职无常官,饮酒则设之。’”整理者引胡匡衷,是要用他的“其职无常官,饮酒则设之”这两句话,以证明简文写吕尚父为司正是合理的:既然司正无常官,谁当都可以,吕尚父当然也可以当。

但是整理者所引的两句话是断章取义。胡匡衷在这两句话之后接着写道: “《乡饮酒义》:‘一人扬觯,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乐而不流也。’注:‘立司正以正礼,则礼不失可知。’乡饮酒及乡射以主人之相为司正,燕礼‘射人为摈’则射人为司正,大射‘大射正摈’则大射正为司正,以其主于正礼,故皆使相礼者为之。”[66]乡饮酒礼和乡射礼以相为司正,燕礼以射人为司正,大射礼以大射正为司正,相、射人、大射正都是礼官,他们在宴饮开始之正礼的时候做主持人,至宴饮后期众宾饮酒(无算爵)的时候被任命为司正,因此司正是由礼官担任的,在不同的饮酒礼上由不同的礼官来兼任。胡匡衷说的“(司正)其职无常官,饮酒则设之”是说职官中没有“司正”,至宴饮时才设,是由主持正礼的礼官相、射人、大射正在无算爵时兼任的。在燕礼上,胡匡衷明确说是“射人为司正”。

吕尚父在武王继位后为“文武师”,是重臣,不是下大夫射人,所以他不应当在燕礼上担任司正。

整理者看出简文“吕尚父命为司正”与周礼不符,断章取义地摘引胡匡衷的两句话来为之掩饰,使读者以为简文符合《仪礼》。

上引胡匡衷的话是他为《乡饮酒礼》的“作相为司正”一句所加的按语。按说整理者不需要看《乡饮酒礼》的按语,而看《燕礼》的按语可以了。胡在解释《燕礼》的“司正”时是引《燕礼》的原文和郑玄的注来说明的:“‘射人自阼阶下请立司正,公许,射人遂为司正。’注:‘君许其请,因命用为司正。君三举爵,乐备作矣,将留宾饮酒,更立司正以监之,察仪法也。射人俱相礼,其事同。’”[67]整理者当然看到这一段了,知道简文所写与此不符,所以又去看乡饮酒礼的按语,终于看到的“其职无常官,饮酒则设之”这两句,便断章取义地摘引出来。可谓煞费苦心。

按照注释的规则,不应当引清代学者胡匡衷的话,而应当引《燕礼》。《燕礼》说: “……射人自阼阶下请立司正,公许,射人遂为司正。”射人是常设官,为下大夫,是夏官司马的下属,在燕礼上担任礼官,之所以称为“射人”,是因为周人射事和燕事常常交替进行,设官时只有“射人”。射人在燕礼开始时出场了,是仪式的主持者之一,但在正礼、正乐完成之后进入众宾饮酒(即无算爵)时,他被任命为司正,监察众宾饮酒,使众宾不失礼。正确的注释应当是引《燕礼》射人为司正,指出简文与《燕礼》不合。

注释的第二段:“《仪礼》的《乡饮酒》、《乡射》、《燕礼》、《大射》四篇皆有‘司正’,立司正在行一献之礼、作乐之后,行无算爵之前。”整理者只引《仪礼》的四篇怎样说,却不说简文所写是否与之相符,这使读者误以为简文所写与《仪礼》的四篇相符了。这是用讨巧的写法来为简文掩饰。简文没写众宾饮酒的“无算爵”,只写了主宾敬酒的正礼“一献礼”,所以简文的司正吕尚父是监察一献礼而不是监察无算爵,这与《仪礼》四篇的司正不合,四篇皆说“立司正在行一献之礼、作乐之后,行无算爵之前”。整理者也认为《耆夜》写的是一献礼,其注释说:“周公为主人,献宾,献君,自酢于君。”这是一献礼的仪式。整理者既然知道简文写的是一献礼,那应当指出简文的司正与《仪礼》不合。

3.简文:“毕公高为客”。注释:“《史记·周本纪》:‘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毕公高在饮酒中为客,可能是由于任伐耆的主将,功劳最大的缘故。”整理者用猜测的语气来解释毕公高为客的原因,而不引《燕礼》来说明,这是因为整理者知道“毕公高为客”不符合《燕礼》。

《燕礼》规定只能以大夫为宾,而不能以公卿为宾。《燕礼·记》:“……与卿燕则大夫为宾,与大夫燕亦大夫为宾。”前一句说,如果燕礼上所宴请的对象是卿,不能以卿为宾,而另找一位级别低的士大夫为宾;后一句说,如果燕礼所宴请的对象是大夫甲,不能以甲为宾,而另找大夫乙为宾。《国语·鲁语》有一实例:“公父文伯饮南宫敬叔酒,以露睹父为客。”南宫敬叔和露睹父都是鲁大夫,公欲宴请南宫敬叔,却不以之为宾,而另请露睹父为宾。燕礼之所以有上面的规定,是因为燕礼是在路寝举行的私宴,它的礼仪与在庙堂举行的正宴飨礼不同。燕礼礼轻,设宴的主人(称“正主”)不向宾敬酒,所以不以所欲宴请的对象为宾,而另外命一位大夫为宾,这样正主可以不向他敬酒了,而命膳宰(一说宰夫)代替自己向他敬酒,此时膳宰称为主人(也称“献主”),献主和宾行一献礼,正主和所欲安宴请的对象在席位上轻松地观看。

毕高的身份是公,所以他不能在燕礼上为宾。整理者知道毕公不能为宾,但是为之解释说:“毕公高在饮酒中为客,可能是由于任伐耆的主将,功劳最大的缘故”。但是燕礼不以所欲宴者为宾,所以功劳最大的毕公不应成为燕礼上的宾。

4. 简文:“周公叔旦为[宀主](主)”。整理者解释为什么以周公为主人说: “据《仪礼》,君不与臣抗礼,故诸侯燕礼膳宰为主人。此次饮至之礼,而使周公为主,盖尊毕公。”《仪礼》云云,不准确。《仪礼》的正文中没有“君不与臣抗礼”,此句原是“臣莫敢与君亢礼”,它出于《礼记·燕义》:“设宾主,饮酒之礼也。使宰夫为献主,臣莫敢与君亢礼也。不以公卿为宾而以大夫为宾为疑也,明嫌之义也。”这是解释为什么在燕礼上以宰夫为献主:燕礼不以公卿为宾而以大夫为宾,大夫的地位低,他不敢与君行对等礼(“抗礼”),所以君不给他献酒,而命宰夫(一说膳宰)为献主,由宰夫和宾行一献礼。

整理者的这段注释写得很精心,它似乎是说,简文设周公为献主是符合《仪礼》的,只是略有变通。这是为简文作掩饰。

读《耆夜》的饮酒礼,首先会看到武王先给客人毕公敬酒,并且作歌,这是与臣行对等礼(“抗礼”,又称“敌礼”),它与《礼记·燕义》的“臣莫敢与君亢礼”不合。注释应当指出:燕礼设献主是以君不向客人敬酒为前提的,但是简文写武王向客人毕高敬酒了,不应当命周公为主人了。

在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古代饮酒礼,无论哪一饮酒礼,如果君亲献,不设献主,设献主,君不亲献,而没有君亲献还设献主的。

整理者在注释“周公叔旦为[宀主]”一句时还说:“以《燕礼》例之,应为武王席在阼阶上,……周公为主人,献宾,献君,自酢于君。”这是说献主周公在一献礼上的表现符合《燕礼》。但是事实上完全不符:“献宾”,《燕礼》的主人献宾是替君献宾,前提是君不亲献,而简文的周公是继武王亲献之后第二次献宾,这不是替武王献宾,是周公自己献宾,宾毕公因此得到两次献酒;“献君”,《燕礼》是主人先献君,然后自酢,而简文却是武王先向主人周公献酒,献主周公成了“被献主”,然后周公回敬武王,回敬不是献君,而是酢君;“自酢于君”,《燕礼》的主人因为君不回敬酒(君不与臣抗礼),只好自酢,权当君回敬,而简文武王先向周公献酒,周公也回敬即酢君,因此他不应当再自酢了,可是周公却又自酢(“举爵未饮”),是多饮了一爵。总之,简文的献主周公,在武王亲献之后再敬酒,这与《燕礼》所设的献主完全不同,所以不能“以《燕礼》例之”。

5.简文:“饮至于文大室”。注释:“《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说的是诸侯,王礼也应如此。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说,师返,于宗庙‘祭告后,合群臣饮酒,谓之饮至’,又解释‘舍爵’说:‘设置酒杯,犹言饮酒’,均与简文相合。文太室,祭祀文王的太室。《书·洛诰》:‘王入太室,祼。’疏:‘太室,室之大者也。故为清庙,庙有五室,中央曰太室。’”这段注释大体是正确的[68],但是它与全文注释中的“燕礼”各条矛盾。燕礼不在庙堂举行,而在路寝举行。《燕礼》:“膳宰具官馔于寝东。”郑玄注:“寝,露寝。”又《燕礼·记》:“燕,朝服于寝。”郑玄注:“燕于路寝,相亲昵。”贾公彦疏:“云‘燕于路寝,相亲昵’也,知燕于寝者,以其飨在庙,明燕在寝私处可知也。” 飨礼和燕礼的一个重要不同是地点不同,这是由两礼的性质决定的,飨礼是正式的饮酒礼,燕礼是私宴。《聘礼》记载了这两礼的明显区别。当异国使团来访时,东道国君在庙堂举行欢迎宴,为“聘飨”,由使团的首长为宾,某一成员为介(副宾),东道国君为宾和介献酒,行一献礼;当使团离开时,在路寝举行欢送宴,为“聘燕”,由使团的某一成员为宾,而首长不为宾,也不设介,东道国君不亲献,而由膳宰为献主,和宾行一献礼。简文既然写了“饮至于文大室”一句,表明其所写的饮酒礼是飨礼,而不是燕礼。因此整理者不应当引《燕礼》来解释简文中的文句,把它解释得合乎燕礼。相反应当指出,简文中“周公为主”等似为燕礼的句子与“饮至于文大庙”有矛盾,燕礼不能在庙堂举行。但整理者不指出这矛盾,是让读者以为燕礼可以在庙堂举行,简文所写的饮酒礼合乎燕礼。

其实,简文作者的本意不是写一场“燕礼”,而是写一场“饮至礼”。“饮至”一词在传世的先秦文献中仅见于《左传》。如前引《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左传》共出现四次“饮至”,都只有这一概念,而没有实例,在先秦的其他传世文献中也没有实例。简文写了“饮至于文大庙”的实例,正可以填补这一空白。由于传世文献中没有饮至礼的实例,《仪礼》、《礼记》、《周礼》也都没有提到“饮至”,所以饮至礼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任作者自己去编写了。这给他很大的方便,但也带来很大的困难:参考什么去写?可以参考的只有金文《小盂鼎铭文》,它记康王时盂伐鬼方得胜归来,献俘,之后在周庙饮酒,正是《左传》所说的“饮至”。其文曰:“以 入于周庙。盂以 入三门,即立中廷,北向。盂告。费伯即位……即咸,宾即位,献宾。王乎赞盂,王以 进宾……”[69]这个饮酒过程很费解:盂是宾,还是宾另有所指?“献宾”、“进宾”是两次向宾敬酒,还是一次?说不清楚。所以不能依照这篇铭文来编写饮至礼。作者只好参考《仪礼》了,他设“客”、“介”,这是参考了《乡饮酒礼》等,又以周公为主,这是参考了《燕礼》,但是他有意不写成燕礼,他让身为公的毕高为客,召公为介,让武王给客毕公敬酒,又给献主周公敬酒,让武王和周公在一献礼上作歌,这些都不是燕礼,并且不属于我们已知的任何一饮酒礼,它是作者瞎编出的一谁都没见过的“饮至礼”。整理者不体会作者的用意,刻意把它解释得合乎《燕礼》,这不能不曲为辩解了。[70]

以上,我列举了两篇简文的注释错误,这些错误有意无意地掩饰了简文的作伪。换言之,由于这些错误的注释,整理者把伪简注释成真简了。

责任编辑:李光伟

Discussions on the Notes of the Bamboo Chips Collec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Fang Delin

There are many errors in the notes of Jin Teng and Qi Ye in the Bamboo Chips in Zhanguo

Period Collect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articles in the

Bamboo Chips. In order not to note counterfeit bamboo chips as trues, we should correct these errors through analyzing the words and contents of the Bamboo Chips.

作者简介:房德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聘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100875。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

[ ]袁枚:《金縢辨》下:“善乎,谯周之言曰:‘《尚书》遭秦火,多缺失,学者谈《金縢》都难凭信。’斯得之矣。”《小仓山房集》文集卷二十二。清乾隆刻增修本。

[11]本节的部分内容出自笔者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收录的〈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是伪作》(该文待发表),但角度不同。

[49]参见金德建《经今古文字考》之《八〈史记〉引今文本〈尚书〉考》、《二十 论东汉古文本〈尚书〉出于杜林》和《二十三〈汉书〉引古文本〈尚书〉考》,齐鲁书社,1986。

[65] 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一揭露伪古文改窜孟子所引《尚书》文句说:“而晚作伪书者必须多方改窜,以与己一类”。淸乾隆十年刻,同治六年汪氏振绮堂重修本。

[68]之所以说“这段注释大体是正确的”,因为其中将“舍爵”解释为“设置酒杯,犹言饮酒”并不正确,按照杜预的解释,“舍爵”是饮酒后置下空爵。“舍爵”不在本文讨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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